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消失、污染，三大環境危機交互影響，成為當代的環境難題。在眾多環境解方中，國家與企業的環境會計與財務報告如何連結環境之影響及衝擊，乃至反應出成本等作為，愈來愈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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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於立法院舉辦了氣候變遷因應法與原住民族權利的公聽會，首先我必須為這次公聽會做個定調，以避免持續傳播這種歪曲的論點，這次氣遷法修法並不存有「法律競合」的問題，而是「取消原權」違反自身法律的事實，競合是個假前提。
環境「法」在某個意義上，既不能完全脫離人法的傳統—環繞在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延展的歷史論辯之中，也無法自免於法律的（主要是實證的）的權威及其實踐。卻也要自覺的不能一直耽溺於此。環境「法」的歷史根源與人法重疊，只是尚待挖掘，並賦予重新的意義。
臺北市已開響城市淨零競賽的第一槍，進入淨零排放的深水區，也開始面對「增匯」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可供中央刻正修法之「氣候變遷因應法」及其他城市作為借鏡。年底六都選戰，候選人們能否意識到上述城市淨零關鍵？為自己的城市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實現城市淨零，為城市帶來新增碳匯的市長？值得選民好好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