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環境難題
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消失、污染，三大環境危機交互影響，成為當代的環境難題。
在眾多環境解方中，國家與企業的環境會計與財務報告如何連結環境之影響及衝擊，乃至反應出成本等作為，愈來愈受重視。
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的概念與國家財政、國民生產毛額、企業營運息息相關，但向來都不被彰顯，也很少受到重視。現代國家雖伴隨自然資源永久
主權觀念而興起，但真正建立符合自然資源主權內涵制度的國家與企業並不多見。
自然資本將自然概念化為一組資產：再生資源存量（空氣、水、土壤、活體生物）、非再生資源存量（礦物、化石燃料）。這些自然資本創造了有價值的生態服務系統，之所以說「有價值」，是因為這些自然資源可以為社會帶來惠益。例如乾淨空氣的生態系統服務使每個人都受益，在傳統經濟領域，這樣的效益反應成為經濟性的商品與服務，也轉變成所謂製造資本或人力資本。生態服務系統的流通既仰賴總量與程度，也跟自然資本存量的條件有關。所謂自然資本會計就是量測並反應存量變化以及資產條件的相關過程及其設計。
森林與自然資本
作為碳匯的陸域主體，森林對於碳排的減緩或加重都有一定影響，一進一退之間主要繫於森林的管理（包括都市林的管理）。不永續、無效率的森林管理不但無法增益碳匯，還會加重碳排。只有在正確的地方，以正確的方法，經營正確的森林，才能強化環境效益，同時惠益周遭社群。
森林基本上與空氣、水、土壤與生物多樣性相互依存，可以產生經濟與社會的惠益，一旦政策失當或忽視，就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對國家與企業而言，如何以自然資本的角度，擴大自然資本評估、估價、會計、揭露以及風險評量，甚至轉化為投資的機遇，在邁向淨零的路徑上，必然會更受重視。既有的森林產業或森林大國固然投注於此，新興的碳匯增量國家與有志於森林碳匯增量的企業，更應該迎頭趕上，不落人後。
如前述，概念上，自然資本類似其他資本型態。然而，由自然資本而來的生態系統服務與其依附的空間即有關聯。例如森林涵養的乾淨水源服務，與下游的企業與居民、親近性、棲地、匯聚、連結等都有關聯。一般經濟性的商品與服務或與產地有關，但自然資本孕育的生態服務系統則非僅如此，其管理經營大有不同。有些自然資本的資產可以不需要人為修復與再造。再生自然資本的再造能力完全與人類的活動與破壞有關。自然資本的永續性及其他人類或製造資本雖然都跟經濟發展永續有關，但許多自然資本的資產顯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其他製造、人力資本無法取代的。如何確保這部分的自然資本資產不受人為干擾與破壞，成為不可逆轉的退化自然資本，就成為自然資本制度設計中的重要關鍵。
森林在這個意義上，是自然資本的試金石。一方面得以落實國家自然資源主權的內涵，另一方面對於企業踐行環境、社會、治理的新型企業社會責任，都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從氣候變遷的角度，森林碳匯量更是突顯森林自然資本角色的樞紐，可以藉此擘畫相對應的制度與作為。
國家與企業的應變
自然資本的思維最大的作用或在於跳脫經濟生產功能的範疇，考量國家與企業更根本的對於自然條件所提供的環境生產功能的依賴，此與受到規制、消費者、股東壓力所產生的環境外部性衝擊評估相較，更主動、更積極、更全面。
自然資本就其全球尺度而言，泛指自然產生的地球生命與非生命共同組成生物物理環境，為人類提供福祉。自然資源包括礦產與能源、水資源、林木資源、土地、土壤、水生及其他生物資源等，海洋與大氣的存量過大，不被計入。從聯合國1993年成立SEEA（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以來，致力於建立自然資本制度，漸漸體認到對於自然資源的濫用已經造成人類在氣候危機、污染與大量生物多樣性滅絕的極大成本。聯合國在最新的運用環境經濟核算系統新框架（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Ecosystem Accounting, SEEA EA），強調除了GDP之外，也要衡量自然對經濟的貢獻。GDP是二次大戰以來沿用至今的方法，新的框架將確保自然資本，包括森林、溼地及其他生態系統納入到經濟報告之中。
GDP固然可以顯示市場交換商品與服務的價值，但無法反應經濟體系對自然的依賴及其影響，例如水質惡化與森林毀損。換言之，各國普遍的共識是不能再以造成自然環境退化為代價，甚至以之為經濟進步的象徵。預料，這個新框架將可突出自然的貢獻，更趨向公平與正確的評價自然，並改變決策者的思維。
眾所周知，各國政府在進行經濟決策時，向來不考慮對於環境的影響。自然資本不但是推動經濟時應該維護的資本，是比經濟成本具有更高價值的資本。目前已有三十四個國家願意試驗性的編製生態系統核算標準，預料將來會有更多國家響應。
企業部分，雖然有愈來愈多的相關倡議，但就企業經營、供應鏈、策略機遇與風險、投資決策等，幾乎人言言殊，混亂不堪，容易誤導。如果不能像承認碳會計一樣承認自然資本會計，那麼各家企業呈現出來的碳經濟或自然資本經肯定會長得不一樣。整合是必然的趨勢，例如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讓企業確認其自然資本利益所在，然後量測並評價相關因素，而不是根據一套制式操作。上述SEEA系統，就是為各國量身訂製報告的標準，以反應自然資本存量與生態服務系統流量及其他特定土地狀況。對企業而言，環境衝擊的貨幣成本早已有公司會計框架存在，自然資本金融聯盟（Natural Capital Finance Alliance）更開發方法與工具，提供企業評估自然資本機遇及風險。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 Board）則出版引導企業報告自然資本相關資訊的框架。
這套系統也可套用在森林之上，儘管森林的複雜性常讓人望而卻步。森林對於自然資本的高度依賴毋庸置疑，因此，森林的財務效益也高度仰賴由此而生的生態服務系統。從森林經營的角度，自然資本會計的建立有助於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溝通，掌握部門的自然資本衝擊、效益、依存與風險；連結自然資本的市場機制或會打開新的財務模式，反應為碳額度以及生物多樣性管理費用；以國有林為主的台灣，若要引入負責任的投資，更需要以自然資本為基礎，考量發行綠色債券以改善自然資本管理；即使再小的林產業在自然資本引導下，也可累積影響，在國家與有心企業的共同支持下，以環境效益帶動創收。其他如綠色工作、創建森林韌性基金等效益，也極為顯著。
三十年之夢
聯合國的自然資本倡議已近三十年。
自然資本的概念主要可以反映環境與經濟的整合關係，透過自然資本會計的制度將之導入成為「正確的多元發展」目標，而不是只偏重經濟一端。這套概念與方法，隨著「以自然為基礎」方案的提出與接納，將愈受重視。正如同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通過迄今三十年的努力，不分南北國家漸能接受去化石燃料的必要性，儘管歷史的轉折依舊艱辛，俄烏戰爭引發化石燃料的短暫回歸，造成其他再生能源復甦力度的減緩，確實都還存在隱憂。但環境的價值已無庸置疑，納入環境與經濟等多面向的自然資本會計系統已是主流，國家與企業都應該及早因應，並思考其對人類與地球永續發展的真正使命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