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的困境之一是無法與科學對話，從科學獲益，至少是環境規範上的利益。法律，尤其是環境法律，更要展現出得以包容更多自然元素的「環境法」，而不是急於建構一套適用於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法律制度，這樣的理解不是退步，而是一種審慎的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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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不能只強調強制力，忽略強制力所需的正當性。強制不是法治的內在特徵，法治能否隨時應變社會與人心的變遷並適時矯正，才是法治的價值所在。否則，獨裁者輕易以憲法政變，是輕而易舉的「法治行動」，不是嗎？即使有憲法，也不代表是法治。
法律在官僚組織的運用下，對未來產生負面作用，成為選擇性的偏好。官僚制度對於法律的中立性偏失一旦更加政治化，不但民粹更易滋生，法律的免疫功能也必然遭到新的病毒的攻擊，甚至一蹶不振。
受保護樹木並未以本土外來作為區分，可謂公允。如何確保樹木的核心價值，包括生態、物種多樣性考慮、文化、居民情感、人文科學與自然教育、乃至共同記憶等環境價值，才是真正重要的。法律也應該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