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環境法的一場逆旅
法律的歷史「源遠流長」，養分充沛。而比法律之歷史更長的「自然環境」，在近代的科學觀之下，也漸為人所知。
相對於這樣的背景，環境『法』似乎並無一種歷史的靠岸，在那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只能依靠別的法律分支，例如公法，依據衝擊的程度，設定人類各種排放的標準的一種「管制性法律」。
環境『法』的這種歷史斷裂、缺憾，貫穿在整個人類的歷史，幾乎與人法的長度一致，人法有多長，環境『法』就有多短。
環境『法』哪有什麼「歷史」？即使羅馬法、猶太法「有過」一些「環境」的規定，似乎也難以定義其為環境「法」的歷史根源。即使秦始皇曾經廣植樹木，都難以斷定那就是環境「法」的根源。
沒有歷史就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也失去爭論的素材，簡單講，就比較沒有根，屬於其他人法的根。為環境『法』刨根，像極了一場「逆旅」，重新回溯在歷史上缺席的「環境思想」，進而轉化成「新的法律根源」的過程。例如，對於「公地」的歷史演進與法律的關係，就是跟環境法律與環境倫理密不可分的一道命題。
環境的歷史是環境變遷與演進的歷史，但從古到今，卻少有法律、不是以人法、以人為本位而設計的那種法律。
「環境法」應該有其自己的根源，有自己尋根溯源的過程。
法律無史，誰信？歷史對法律而言，意味什麼？有何特殊意義與價值？
社會變化無窮且迅速，法律沒有以一應萬這樣的能耐，所以，新興的法律愈來愈多，都不是以「歷史」為憑藉。
社會變化並不是表示沒有過去，正因為過去的樣態無法適應、處理現在的問題，所以，法律必須回應。
環境法既是新興的法律，是陽光底下的新鮮事，卻也有其積累的社會事實，究竟「過去」對環境法而言，扮演什麼樣的作用？環境法的根源如果不是基於「歷史」，那會是什麼？
法律的「歷史」既是論證也是爭辯的起源，但環境法沒有這樣的「歷史」，無可爭辯、也無法藉此論證的那個起源。法律有一種文化，引述歷史（過去曾有過的事實）在法律的論證過程是具有充分說服力的。環境法既無此種植根於判例、憲法或財產法的論述，在法律的汪洋之中，豈不有如浮萍一般的無根？憲法與財產之爭論一直是「當前環境法糾結不清」的環節，無此「歷史資源」的環境法，能從中得出什麼花朵或果實？這是不是意味著環境法既無傳統法律的根源，或應另闢蹊徑？或者，環境法自有其與傳統法律不同的根源？只是尚未被傳統法律發現？
環境無『法』，或者，沒有當前的一些「環境法特徵」，是不是意味著環境法與歷史是斷裂的？道法自然，或者，對天的崇敬，何以無法成為「當代環境法」的養分？整個人類的「法律史」，幾乎與自然環境無涉，這樣的「消極事實」，或者「負面歷史」，如果就是環境法的「過去」，那麼，人們要如何面對這樣「沒有歷史」的「新興法律」領域？是不是環境法的「無史」，就是「環境只有倫理」的寫照，環境所需要的法律及其思想（廣義環境法及其體系支撐），只能當下探求，而無法向後追索？西方判例法傳統對待環境侵擾有普通法作為依據，中國或東方則以「環境倫理」，或另一種極端的刑罰待之。孰優孰劣？尚待論證。
環境『法』的新史，必然是多重意義的，不全然耽溺於過往，更投向可預見的未來。
奇妙的是，環境法的溯源者，同時是現實意義上的奠基者。
環境「法」在某個意義上，既不能完全脫離人法的傳統—環繞在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延展的歷史論辯之中，也無法自免於法律的（主要是實證的）的權威及其實踐。卻也要自覺的不能一直耽溺於此。環境「法」的歷史根源與人法重疊，只是尚待挖掘，並賦予重新的意義。
近代環境「法」的歷史離不開帝國與殖民主義，被「轉型正義」的例子並不多見。傳統法制史的考察並不涵蓋「環境」的，自然「法律」之啟迪相對有限。整個「法律」之發展與所處的環境脫勾的結果，就是環境法「無史」的現象，然而，就反思人法的時代弊病而言，這樣的「無史」恐勝於有史了，是另類的無聲勝有聲了。那被闕漏的一大塊，即使從資本主義的角度而言，也不應該忽略對於資本取得之基礎—自然資源這樣的物質資本，卻完全沒有相應的「法律」均衡其利用，欠缺環境史觀的傳統法制，毫無環境節制思想的資本主義，兩相結合孕育出近代人類的「發展」，顯然是一樁人類歷史的醜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