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應該要有更整體的認識與作為。企業治理與金融監理如何從自願性的角色轉為半強制性、具主動性、約束性的參與者，也是考驗ESG成效的重大關鍵。監管固然是合規的驅動要素，但內省與自覺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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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作為解決社會多重問題的主要力量，時常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正義觀以及資源觀。一套不以專注暴力犯罪為主的刑事新措施，或許可以帶來一系列新的環境政策，包括山林、海洋、原住民等政策。可以想像在刑事訴追之後，刑事機關與環境機構一起協力編定有效預防犯罪的科技設施，人力配置，通報預警，那會是何種光景？
植根於人類本位的傳統生態觀及其相應的制度，已經到了應該調整的時候。法律的最大誤判之一，就是以為人可以塑造自然、支配自然、改變自然，使物質與人（心）分離成為當代的法律。ESG概念的提出，給法律一個重新調整的機會。在意識上接受環境在前、在心、在法律、在治理之內，是改變法律（而不是改變法律技術而已）的基礎。
審議會制度雖有民主參與的形式，但仍以政府行政指導為主。能否發揮民主價值，端視碳費審議過程、方法、結果，是否可有效淨零。審議會不是諮詢會，環境部應強化其決策公共性及透明度，並擴大碳盤查與追蹤做為氣候治理的基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