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需要新法律?
環境需要新法律？
由於環境跨境與交互作用之特性，據估計，在過去五十年來，藉由多邊、區域、雙邊等各種型態的公約、條約、協定致力於環境問題之解決，已經多達五百種以上。但環境依舊惡化，生物多樣性持續消失、溫室氣體濃度一再攀升，海洋環境承受愈來愈多的壓力。一部分國際環境公約發揮了抑制作用，但多數則未能獲致預期的效果。可見，環境問題的改善與解決重點不在公約的多寡，而是繫於結構與人心。
不過，將既有的「重要環境法原則」整併在一個公約內仍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手段，尤其環境法領域長期陷入破碎、分割之漩渦，更需要一套「有法可依」的規制，而這些規制必須有好的導引。
國際環境法如此，國內的環境法呢？
以台灣為例，不管是空汙、海汙、水汙，或者廢棄物清理，不但各自分立，有時也相互衝突，從法律上講，也常出現無所適從的窘境。環境基本法雖提及永續、合作等概念，但也尚未取得「調整衝突」的定錨地位，理論或實務都不明白箇中真義，還要借助行政法或其他法律的原則作為參照，使得「環境法的規範」處於一種尷尬局面，「外來種居多的環境法律原則」顯然對於妥善解決環境問題捉襟見肘，遑論「環境權」的確立。「環境」的開放性概念，使得「權利」無法濃縮、聚焦。
環境問題的成因複雜，是否有「單一」的法律原則可資適用，是決定新生法律是否必要的因素。以循環經濟來說，即使這是新的經濟型態，有利於環境的品質提升，但對於循環經濟以及所涉及的能資源運用的「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則」是什麼？是「平等與非歧視」？「共同但有差別」？還是「使用者付費」？還是其他新興的概念？恐怕一時還無法得到共識。又比如水土林氣即使應該共治，但「調和各種環境利益」的「判斷基準」，而不是「行政機關自己的基準」，又要如何法律化？也是一樣必然引起諸多爭端。即使大家都同意要「消費轉型」，但在產業與消費、貿易與環境之間，各種資源限制、政治利益或執法技術各不相同，形成規範的法律原則要如何回應這樣的需求？
舊的法律有時而窮，對於環境的呼喚常充耳未聞，但也不全然如此。除了新增權利品項之外，既有的人格權、財產權或其他業已權利化的基本權利，如果與時俱進，與環境的變化與需求結合，賦予新的內涵，則在舊的法律花瓶裡長出新的生命，也不無可能。新法律除了專門用來解決具體特定的環境問題外，有無可能借鑒新的法律原則而有助於提升環境治理的效果？則仍須努力。整合既有環境原則的新法律，例如環境基本法、空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如果無法實際發揮「提升環境品質」、「降低環境退化」的作用，其必要性就會遭到一定的質疑。環境法的「破碎」、「分立」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有志於環境的法律人，還要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