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滴水

行政院《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的初步分析

行政院在2020年的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公布台灣首次的「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回應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於2011年通過的《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GPs)，對各國政府制定國家行動計畫(NAP)的呼籲。

自從UNGPs公佈以來，2013年起以英國為首，義大利、荷蘭、挪威、美國、法國、德國等24國陸續發布NAP，亞洲在泰國、日本之後就是台灣。

UNGPs的目的在於更好的預防、解決、補救跨國企業對人權的侵害，由三大支柱組成，分別為：

1.Protect--國家保護義務（指導原則1-10），指國家有義務（duty）保護人民免受來自企業的人權侵害。

2.Respect--企業尊重人權（指導原則11-24）公司有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人權，不侵害人權。

3.Remedy--提供有效救濟（指導原則25-31）當人權受到公司侵害或影響時，應有救濟程序。包括國家與企業均應提供有效之救濟制度。

透過國家行動計畫的制定，促使各國政府有機會自我檢視其落實企業與人權的程度，進而找出落差並進行改革。

2021年6月UNGPs將迎來10周年，聯合國通過UNGPs有其背景：隨著經濟全球化，跨國企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超越國家，由於國家之間的發展狀況永遠存在高低落差，因此跨國企業可以透過安排生產鏈來獲取利潤，過程中往往伴隨人權的侵害或是環境的破壞，但是由於受害地點不在跨國企業的母公司所在國，而行為地國的關係企業可能償還能力有限，或是政府機關/司法容易出現貪腐問題，而站在跨國企業一邊；與此同時，傳統國際法規範的對象為國家，企業並不在規範之列。因此就產生人權保障的真空地帶。

聯合國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1973年就有成立跨國企業委員會、制定一套行為準則的提案，但並未通過；2000年7月通過《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由聯合國與個別企業結成公私夥伴關係，其目標為鼓勵全球的企業採用永續的、對社會負責的治理政策，承諾並報告其針對盟約中10項原則的執行情況。全球有上萬家企業簽署盟約。然而，雖然從簽署數量來看是一項成就，但《全球盟約》仍受到諸多批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任何強制力，即便企業違背所承諾的原則，也沒有任何不利影響，因此經常淪為幫企業「鑲金」、營造企業形象的道具，而欠缺實質意義。

出於對《全球盟約》效力過於薄弱的反省，聯合國自2003年起嘗試一個新的方向，也就是為跨國企業和國家制定一個人權義務的框架，形成商業行為的準則。2005年聯合國秘書長任命John Ruggie作為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特別代表。Ruggie於2008年提出前述的“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架構。UNGPs對於自願提出國家行動計劃的國家具有拘束力，與《巴黎協定》的「國家自訂貢獻」(NDC)機制相同，透過「持續的國家單邊聲明」，逐漸形成「具體國家義務」。
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但自願提出的國家行動計畫已產生具有拘束力的法律義務，計畫內涵是否與UNGPs的精神相符，值得關注。

本文初步檢視《台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後，認為我國的NAP尚有以下欠缺之處：

1、欠缺對企業在台灣整體侵害人權情況的盤點：

在台灣，人權受到企業社麼樣的侵害？這是探討解決、補救機制的前提，但我國NAP並對此付之闕如。因為欠缺盤點，所以計畫中所有的方案都有一種隨機性，容易給人一種柿子挑軟的吃，或是不能切中人權急欲改善之處的感覺。例如台灣最嚴重的外籍勞工人權侵害問題，在計畫中居然沒有提及，實在出乎意料。此外，防免「企業對於兒童人權的侵害」在日本等國的NAP中都是重點項目，而我國也未提及，更增添本報告的「隨機感」。

2、欠缺我國企業在國外侵害人權的預防、補救機制：

同樣的，我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破壞他國環境的案例不在少數，計畫中雖然提及「積極於經貿投資協定納入人權義務條款」、「跨國投資行政管理」等方案，但是否具有可行性令人質疑。在第三支柱--「提供有效救濟機制」方面，也避重就輕的忽略前年台塑越南鋼鐵受害者跨海來台起訴，台北地院以無管轄權為由裁定駁回的案例，此乃「人權域外管轄」真正應該關心的議題，不應被輕易跳過。

3、欠缺整體性思考：

UNGPs的一般原則指出「所有的(31項)指導原則應該看做一個整體」，亦即人權是整體的提升，而不是針對特定議題的各個擊破。「行動計畫」這個題目很大，但是我國NAP的內涵過少，偏重於強調「獎勵」、「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司法救濟只限縮於人口販運、販毒、行賄等，顯有避重就輕之嫌。對於企業侵害人權的根源法律，例如公司法以股東利益至上的規定是否迫使經營者選擇與人權、環境對立？這些深層的問題在許多國家都誠實面對，並提出公司法修法對案，我國NAP顯然還沒有勇氣正視真正核心的問題。

一直以來商業行為的公與私產生概念的混淆，「無奸不商」、「公司的目地就是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等等似是而非的論述充斥，實則誠如有「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1840-1931）在其自傳著作《論語與算盤》中所釐清：「商才」與「道德」是兩回事，會賺錢是商人的基本才能，但不代表賺錢的方法可以脫離道德，氏認為致富的根源就是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續下去，因此縮小「論語」與「算盤」的距離，是當今最重要的事。一席話在全球化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更加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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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高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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