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污染者不付費？
前言
近代國家，在公民平等之外，如果不能滿足多元平等，抑制社會不公，則其正當性，甚至合法性，都備受質疑。而現代企業，早已不僅是以追求股東利益為上的營利主體，假如不能適應社會變遷，深化社區、區域、跨國之公平與福祉，其經營也會面臨嚴峻的挑戰，而無法永續。
在所有的環境規制中，以稅制與規費之徵收為最直接的效果，部分以刑罰為後盾，民事相關環境紛爭，則隱而未現，不被重視。
國家可以運用的環境規制以及企業可以援引的法律保障，經常處於緊張矛盾的關係，時好時壞，政治以及社會趨勢隱藏其中。
環境規制是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一系列政府作為，通常顯現為禁制與命令，標準與處罰。內容繁雜，輕重不一，如何拿捏分寸，一直是當代環境治理的挑戰。國際法是軟法，多以自願、透明、監督為機制，鮮少有強制作為；國內法不然，環境規制通常扮演嚴格禁止的角色，刑罰與行政罰並用，充分顯示國家高權。
環境變遷快速，法律瞠乎其後。但政府如以環境價值為念，以環境保護為優先，那麼，「以環境有利」的立場修訂法律，是不難想像的。而這樣的環境有利法律，可以溯及既往，突破信賴原則，似乎也是近代環境法律的特徵之一。（台灣大法官釋字第714號參照）
污染者付費原則是一個環境法上普遍接受的原則，但是何謂「污染者」？如何「付費」？並未深究。如果任何增加企業環境規制成本的法律變遷都是某種程度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反應與實踐，那麼，檢視污染者的內涵以及付費的方法，是環境法律應該深化的責任所在。
在全球去石化燃料的潮流中，最被詬病、也最與國家主權相連的「化石燃料補貼」問題，要如何從國家與企業的角色轉移、環境法的深層變革思考，是當前氣候世代下的環境重大議題。在去化石燃料的過程，諸多的石化相關產業，既可能是國家的重要基礎產業，也有為數眾多的從業人員，甚至影響技職教育體系，要如何運用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必然的衝突而「公正轉型」？實為執政的嚴峻考驗。
污染者付費原則之外
在基礎法律體系（不管是實體的法律規定，或程序規則，包括訴訟、調解、仲裁等）偏向企業有利的前提下，『污染者』的形象常以「社會責任」、「永續」、「綠色消費」等名義，得到適當的掩護。企業不等於污染者的意象，甚至「全民」都是「污染者」，也常成為「稀釋」真正污染者的藉口。「污染者」似乎理所當然，卻更像是法律上的「自以為是」，究其實，「污染者」的定義並不明確。
在立法者與司法者的印象裡，污染是一種標準，空汙、土汙、海汙等等「污染」的「標準」，污染本身並不是一定與法律相違背，污染甚至是法律容許的行為，但必須合乎標準。換言之，「污染」的概念是中性的，是企業色盲的，是客觀理性的（假定）。這樣的「科學觀」，導致在污染的成因與結果判斷上，與現實（事實）脫節，多數企業不但可以得益於市場自由與財產保障的法律庇蔭，更不必為其必然導致的環境壓力給付應有的代價。
環境的外部性中，有一道高牆，其名字就叫法律---誤入科學標準歧途的法律。
如果無法從原料、運輸、製程、勞動、人權等綜合規範，綜合以觀，所謂「污染者付費」原則的理想性，就如同政治烏托邦一樣，永無實踐的可能。這就像故意過失所導致的損害賠償一樣，如果還在談個別的故意過失「責任」，而忽略產業、保險、環境、社會等因素，那麼不只是車禍事件的不公不義，永無終止的一天，醫療疏失、政策缺失、國家義務這些概念，都難以成為法律的現實，也殊難予以究責。民主體制的崩壞，指日可待。
環境規制推動幾十年來，環境有時不進反退，主因或許就在法律思維本身。
環境因素與考量常在決策過程中缺席，法律（或稱司法意見）也習以為常，不管開發本身對環境社會的衝擊為何，「純粹法律觀點」宛如免疫於環境的壓力，做出的判決或給出的法律意見，疏離於環境正義的意識，法律自外於自然也就不讓人意外。
法律既然不會也不能介入環境的整體問題，且通常法律介入之結果是國家（或稱全民）必須負擔賠償給企業或被規制的污染者（不分大小）。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企業常是贏家，全民是輸家，環境進一步退化。
在傳統的「法律事實」內，『環境事實』不會被考慮，『環境』似乎獨立於「法律」之外，甚至成為法律的對立面。法律對環境的色盲與耳聾，使法律無法成為環境之友，維護環境的成本更大，校正的難度更高，世代的負荷更重。
「污染者付費原則」的虛妄性
環境基本法第二十八條將污染者付費原則寫入法條之中，『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有，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 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對污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環境復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正因為法律的基因中沒有環境，當「污染者付費」成為環境基本法的一項原則時，就註定不會是一項有效率的原則，也不會是一個容易實現的原則。一旦業者符合環境法規的標準或者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幾乎形同取得污染的通行証，「污染」本身是一個「科學理性」，或至少已經以科學之名得到許可，那麼，即使那個行為還是被視為「污染」（已經有爭議餘地），也已經豁免法律的負面評價，或者，免除了法律上的賠償責任，講起來也是「合情合理」。試問：世上哪一個眼裡所見的開發行為，沒有政府許可？那些暗渡陳倉的鬼魅企業，固然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堂而皇之伐之、採之、排之、燒之的那些早已取得許可的企業，老神在在的在法律的保護傘底下，一旦政府因為「民粹」、「選票」，採取禁止、排除、限制、處罰的決定，通常也無法順利得到「法律的支持」，不管哪個層級的法律。這樣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真有意義與效果嗎？污染者的定義與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上的悖論，課予污染者責任之不暇，甚至反諷的成為「污染者不付費」原則，也不可說不是一種法律的奇譚，法律自欺欺人的一種遁詞而已。
如果任何企業的行為本身因為遵法而有「污染的合法性地位」，則即便基於環境的考慮，也不得破壞這個受到法律保護的地位，一旦此一地位被侵害，就有相應的財產權保障問題，亦即賠償責任生焉。假如這樣的合法性地位依舊是值得堅守的價值，那麼賦予這樣的合法性地位的法律顯然要「提前部署」，包括科學排放標準的定義、範疇以及總量以外的控制等，以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裡所謂的企業故意或過失責任認定、金融監管的揭露以及透明要求，乃至企業誠信的法律新解等，都應該全面的集結重整，以提升財產權保障內涵中的環境正義意涵，落實環境規制的有效性以及正當性。
環境外部成本在現實的法律體系上無法獲得反應與重視，甚至有時政府還會以納稅人的錢，補貼破壞環境的企業，涉入訴訟後，除了所受損害（回顧過去的投入）以外還可能獲得「所失利益」（面向未來的營運損失），就此而言，法律上的環境運動從未成功，甚至每況愈下（相對於其他環境訴求獲致的迴響），其孰之過？孰令致之？
可以想像補貼（償）給石化產業的錢是全民的錢？在氣候緊急時刻，這難道還不夠荒謬嗎？再怎麼補（賠）償，也不應該再給石化產業「未來營運的錢」吧！更甚者，在氣候時代下，所有的人的未來要如何獲得補（賠）償，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企業未來的獲利能力也是未定之天，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環境變化…，企業之風險遽增，要如何計算這些「未來的營運獲利」？這樣的思維還合理嗎？不應該改變嗎？如果未來營運獲利是推測所得，那麼誰還能保證在氣候風險中仍有獲利的推測是準確的？而不準確卻能得到補（賠）償的法律，真的還能代表正義嗎？汙染者付費不成，使得這條原則（污染者付費）成為美麗的謊言，嚴格說起來，幾乎全部的「環境法律」，都沒有真正落實這一個原則的精神，各式各樣的環境標準、許可開發，都變相成為污染者不用付費的另類藉口。即使最近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要開始徵收「碳費」（而不是碳稅），效益如何？是否可以體現真正的碳價？都還有待觀察。
小結
幾十年前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觀念，是指不付出成本就可享有利益是不對的，資源是有限的，表面上免費的東西，總是會反應在其他方面。這個觀念，放到氣候變遷的時代完全可以適用於企業，那些遲遲不願意面對環境外部成本，一直以為自然資源可以免費使用，全然不用負擔的企業，該是時候付出代價了。什麼時候，讓污染者拿出錢來彌補環境的外部成本與損失？恐怕是所有環境法律的職責所在。污染者付費絕對不是只有「公民或政治」的問題，而是一個明明白白的環境法律、環境正義問題，也是關乎民主政治成敗的問題。
污染者不付費，就沒有環境正義可言。司法者聽得見環境的聲音？聽得到環境法律的呼喚嗎？
正義還沒來到，我輩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