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川、環境、法律
關於河川的敘事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的將進酒何其壯闊豪放，讓人激盪不已。事實上，除了黃河以外，哪條河流的水不是從天上來？水就是一個循環的產物，自有其規律。
河流是收集降水以及從大陸到海洋的剝蝕產物的傳送帶，同時蓄存養分與種子，維繫魚類的生命周期，且因為地形與天候等影響，而有自己的形貌。
河流的外觀千差萬別，河床上有巨石、鵝卵石、礫石、沙子或泥炭，有時彎曲，有時筆直。水深、流速和淹沒頻率的時空差異導致沿河和跨河棲息地發生變化。相應的動態和不同的梯度，都維持著豐富多樣的生態系統。從源頭到河口，流量逐漸增加，沉積物特徵逐漸改變。
河流被視為文明的搖籃，幾千年來一直為人類提供生態系統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淡水供應、魚類、運輸、建築集料和水電。此外，河流具有深遠的歷史、精神、藝術和美學價值。
自文明誕生以來，河流一直在提供如此多不同的生態系統服務，因此眾多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發揮作用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對治理和管理構成了巨大挑戰。
幾千年來，河流為人類提供了廣泛的福祉，使河流成為文明的搖籃。河流一直是重要的水源，也是人類和水生生物必不可少的運輸路線。對於人類來說，河流也具有巨大的娛樂和文化價值。
這些好處和其他優點被稱為生態系統服務，通常分為：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與自然共建的原則對於河岸和防洪設施的自然保護也很有價值。例如，河流漫灘中的植被可用於減少防洪設施
依據過去的經驗，對河流進行硬工程干預可能會在短期內提供局部解決方案，但從長遠來看往往會產生問題。這些情況反應了需要更智能、基於自然和更具適應性的干預措施，以永續的方式優化河流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共建是滿足這一需求的明顯方式之一。
河川的權利地位
多數國家的河川都僅有「治理」問題，並無「權利」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代表河川資源裡只有「國家」而無「人民」；治理是國家主導的，權利是賦予人民的，這就是差別所在。所謂沒有人民角度的河川，意味著水太多或者水太少，人民難以置喙，只能期待國家供給所需的水。
過去幾年，愈來愈多「國家」開始拋開主權的枷鎖，願意承認河川跟人一樣，有其法律地位。賦予河川法律地位，亦即在法律上視為有生命的實體，可以翻轉自然資源保護的視野，國家的不足，要有人民的利益作為矯治。否則，國家之不治，等同人民之不幸，卻無從救濟，不符合正義。
孟加拉就是這樣的國家。
主導河川保護的是國家河流保護委員會，負責訴追破壞河川的人。我們現在的環境刑法體系，雖說不無這樣的「機制」，也可以追究破壞河川的人，包括刑罰，但通常「罪不及CEO」，更別說是「董事會」了。所以，賦予河川法律地位只是第一步，如何有效救濟，並獲致改善河川的效果，更是重點。
從美國教授克里斯多福史東的『樹木有當事人適格嗎？爭取自然物體的合法權利』在1974年問世之後，如何重新檢討「人與自然」二元論的司法思維，一直是法學界爭論不休的課題。法律人想的是「法律人格」，「法院救濟」，但真正重要的可能是，法律背後的教育、思考、作為，是不是真的有助於人與自然和諧的創造？與其說自然物體受制於傳統的「財產權」觀念，還不如理解為國家的角色墨守成規，且自以為是，未能善盡「人民付託的義務」。
作為整體的自然物體具有法律人格，這並不是很難想像的事，也不應該有實踐上的困難。但細節是，怎樣程度的實體？怎樣程度的法律保障？以何種適當的方法行之？立法、司法或行政要如何分工合作？環境教育如何綜合貫穿？都是挑戰。厄瓜多與玻利維亞，分別在2008/2011將自然權利入憲，如果這些拉美獨創的制度還不足以說服其他國家，那也可以轉為觀察紐西蘭2017年的作法，賦予特定河川合法權利，然後是印度，美國俄亥俄州也通過伊利湖權利法案。
這樣的起步雖令人振奮，但荊棘依舊遍佈，畢竟利益衝擊過大，如何與「利害關係人」界定彼此的權義？如何讓自然保育不影響生計？還有更實際的問題：那就是「法律及其體系」真的可以支持這樣的「前進、進步思維」嗎？檢察官會是更適合的執法者？司法體系願意扮演這樣的「自然資源守護者」的角色與功能嗎？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每個人都有角色，但會不會變成每個人都置身度外？常見的是，司法的個案可能贏得艱辛的勝訴，但隨後個案僅是個案，政府自己、企業也不見得從善如流，甚至還牴觸難得的正義之言，還要另起爐灶，遂行「主權意志」。這時候，時間的耗費無益外，更讓人挫折的是「不完善制度」的幫襯，美其名有所進展的自然保育法律進步，成為道道地地的諷刺產物。
要能有良善的自然資源法律，在制度設計上就要開始接受「細緻」的挑戰。以河川為例，跨域的特性使得「管轄」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河川破壞的程度也不能自外於「科學的論證」，換言之，賦予河川法律地位之後，新的挑戰才剛要開始。管轄、科學、證明、救濟方法、有效性、金錢與非金錢的劃分等，都有待眾多學科領域的人拋開本位，盡力彌合歧見。在涉及原住民傳統領域或者原住民保留地的時候，如果新的機制是政府與部落代表公平組成權利保護機構，並且在權限上不受限於既有的機制，卻可以符合法律（至少是法理）的要求，漸次演進，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嗎？融入原住民於政策與司法實踐之中的最大利益或許在於「原住民觀點的可司法化、權利化」，而不只是「殖民化」的象徵意義而已。想像河川週邊的土地（農業）的農藥使用量，利害關係人的範圍要如何界定？是程度？或者河川與土地的利益衝突？這些都需要有不同的權衡—在可接受的環境法原理原則之下。
從人權大憲章到自然大憲章
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被視為人權的起始，但歷經八百年，人權依舊跌跌撞撞，
未臻完善。即使其後1217年的「森林大憲章 」捷足先登，成為更早實踐的人權保障典範。但對人類而言，讓「自然」擁有『權利』，自始就「極不自然」，因為人類並不覺得要這樣做，而且做了以後還會遇到更多麻煩，更多人受到影響，更不要講影響經濟與發展了。紐西蘭賦予「特定河川」法律地位顯然是出於特殊的歷史並與特定的原住民部落有關，也是一個「更務實」的選擇---在人類文明尚未對「整體自然」如何保護尋得可行方法之前。類似拉美這樣一次到位的「自然母親」保護觀，則是另一種模式。目前尚難斷定孰優孰劣，還有待實踐。
徵諸人類的過往，只要不背對未來，相信總會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