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有侷限的文字，正義也是
法律與現實的距離
台灣的法律人，雖然才藝出眾者眾，但實際在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上，會且能參照其他哲學、政治、社會、文化等思想者不多。法律也者，極為封閉的一群人的系統，以憲法權力分立、司法獨立、司法審查之名，壟斷「法律」事務，捲起法律的樞軸，既不透明，也難以究責。
判決書的公開在形式上公諸於眾，但內容上，卻滿是法言法語，事實常有不明，論理屢有獨斷，外界難以批評，仰賴司法內部檢視，卻少見實質提升，同儕能不作梗已然不易，豈能再禍起蕭牆？
法律有「自生」體系之徵候，此自生系統如果不致引起環境自滅與人類自毀的結果，自是堪可告慰。然若法律的自生僅是自我隔絕與封閉，自外於世界，甚至自外於一切「屬於法律本質（即正義）」的內涵，那就是一種必須警惕或者不健康的自生，更要究其實，防其弊。
每個時代都不應放棄追問法律是什麼（或什麼是法律）的問題？法律的「體系分類」，割裂社會的整體，本有其侷限，以有限的認識與線性單極的規範，欲治繁雜的社會與環境問題，顯然會捉襟見肘的。
當下還有任何「法律理論」可以回應時代的問題？例如貧富不均、社會不公平、世代不正義？法律底下的「世界」、「環境」到底是什麼？世界與環境能被法律涵攝？還是法律僅是「概念性」的，跟「現實」根本不同？即便如此，不同概念的「法律」，又如何分出高下？知其優劣？抑或，得以「勝出」的法律概念，無非是披上「規範」外衣的「政治理論」？就算以這些在政治上脫穎而出的「規範」，也僅是「事實」、「現實」、「權力」意義的法律，跟「法律應該是什麼」還是有所差距？
以上諸多問題，在每個法律人心中都各有圖像，也建構著每個法律人的法律觀。
法律應該是什麼？
在「法律應該是什麼」仍有殊異的看法之下，「現實」的法律依舊是佔據主宰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每個時代的「實證法」才是「硬道理」的底蘊，不管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是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社會。『實證』者，以法所能及的、當下的「社會」事實範圍為邊界。反之，不想受此框架侷限，認為此「當下的社會事實」，如果是更廣泛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等」事實之綜合，會讓「法律應該是什麼」變得更不一樣嗎？在不同的法律人之間，恐怕在不同的場域、不同的職位上，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思考方法。法律似乎從來都只是「有限的」社會事實的制式反應，而不是「整體」社會事實的融合載體，法律的有限性，竟然是來自法律的錯誤命題，這難道是法律本身的錯？
在實證與反實證之間（如果不逕以自然法稱之），是不是有第三條路？時實證、時不實證的法律鐘擺，是不是更接近法律人的「現實主義」，也更接近時代的「不確定性」？一般的情況是，即使法律無法在立法階段就形塑成相對完整的法律，而以殘缺不全的姿態走出國會殿堂之後，在行政與司法機構間，對待「那些」「實證的法律」，早就有了不同面貌，不同的人，為之塗抹異樣的色彩。
面對一個「案件」，首先映入法律人眼簾的，當然有「法律條文」的聯想，一旦涉入案件的「事實」本身，開始就有每個人不同的教育、宗教、文化、社會、經濟地位、甚至倫理等背景的滲入，更嚴重的還有屬於自己的利益的特定取向，而有不同的「涵攝」，以之入「法」，此法已經超脫「法律條文」，不再「實證」，而有每個人對待法律條文的「應然」解讀。「實證」在此，真有那麼實？那麼證嗎？
法律的「現實」或「實證」常在相關的文本（行政函釋、司法判決、意見等）省略上述基於各種因素的「背景」，給予「法律」一種特定的「樣貌」，可能是獨厚有權機關的、可能確是合理涵蘊的，但也有可能是深具立場的、符合特定利益的、服務特定政治傾向的，導致「法律」的解讀，經常莫衷一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法律的普遍性成為反諷的一個術語，只說給不懂法律的人聽的爛語。
法律的「具體案例」雖然反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事實」，卻在「涵攝」的過程中，被根據個別的喜好，截長補短，結果按理應該有所聯通的一些社會與環境事實，硬是在「法律所要」的涵攝之後，少了理應存在的更多「內涵」，而這些內涵，或許更接近法律所應該呈現的面貌，卻無法在法律的論理過程被突顯出來。
法律的應有內涵似乎超越法律實證本身所得預期的結果，也因此，實證的法律永遠存在被批判、被補充、被改正的空間。法律的論述再怎麼「公正」、「公開」，也必然要面對來自不同領域的觀點、要求、期待的反証與挑戰。社會的利益如此分殊，再怎麼「整合」的觀點與方法，真能昭信於不同的利益者？正義或許沒有唯一的答案，正義永遠有更好的答案在等著？是先驗的體制？還是社會的選擇？最應該反應法律的這種「整合卻實際達不到」觀點的司法審查制度，可能有「實證」的基礎嗎？能不「反實證」嗎？能不超越實證嗎？墮胎的權利可以在憲法之名下，從贊成到反對；同婚也是如此。哪天，人身保障等基本權利，也要在特定的時空下消失，完全不是不能想像。
在美國可以証立的某些價值，在其他國家則不盡然能被証立，更何況証立本身有其現實性，連一個甲子都維持不了，怎麼還會有「確定性」？法律的「普世性」顯然亦無可預測性，似乎也成為一種不合常理、不符邏輯的陳腔濫調。同理，法律的「客觀性」似乎也不像人們以為的那麼堅定不移。
法律的權利與義務
因為法律所生的權利與義務，必須有其「法律」依據，這是權利與義務「法定主義」的必然解釋。而當法律成為主政者的話語權時，權利與義務的法定主義會向何方傾斜？豈不明白？更何況，法律經常伴隨立法者限定、指涉的「事實情狀」，也就是法律適用的前提條件。假使這是「立法限定」，司法者不得越雷池一步，那麼，法律的適用，其實就只是「套用」過程而已；即使是國會立法保留的國家，實情恐怕也非如此「單純」。畢竟這些條件本身，不但有文字限制，可能也有社會事實的類比性，所以，需要法律的「適用」，或者，更精準的以法律術語來說，在適用之前，還要探索社會事實的各種向度，加以「涵攝」，再來適用。
換言之，法律的前提事實是一個重要的涵攝過程，也是眾多法律人在實踐上的核心。以環境法而言，在法律的涵攝過程中，有哪一個環境要素不需要被考慮？有哪一個環境要素不是重點？但是，所謂的環境要素又是什麼？自然環境？還是包括人為環境與人的環境？也就是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一旦萬物皆法，可能過於烏托邦，不切實際。於是跳脫「法律條文」之外的一切，就被限縮又限縮，甚至根本就不再看見。於是，放棄一切，只在原來法律自以為的圈圈內，行正義使者交辦的事。這種情況下的法律，能辦好正義的事嗎？難矣！
氣候訴訟在當前台灣的實踐中，或許就欠缺這種「社會事實」涵攝的認可與訓練，少了對於氣候變遷的認識與影響的掌握，就難以在法律的「社會事實」中「認真」涵攝，準確「涵攝」，也難以成為法律（廣義環境法）適用的對象，更難以有積極的成果。簡言之，現行的法律教科書或者法律理論就社會事實之源---環境（包括氣候變遷）著墨太少，也是環境事實被法律涵攝得太過有限的主因。
法律的適用，或者前提事實的涵攝，過於受限於「既有」的認知與條件，無法回應新增的社會與環境事實，也因此，立法的行動雖然一次又一次的進行，問題是，即使是即時的民意，會不會跟既有的民意、甚至傳統的民意有所重疊？法律前提的社會與環境事實要如何「被涵攝」？何曾有過彼此覆蓋或重疊的「涵攝」？以前未曾被「涵攝」過的，例如氣候變遷的環境社會事實--不斷被人類干擾、從而不斷變遷的社會與環境事實，要如何涵攝？法律的固有、持續、連續、接續等概念，真能「準確」、甚或「合理」涵攝？如果還要考慮「合理」、「公平」與否，那麼涵攝顯然就不是「純粹」的科學活動，涵攝也不免主觀，那麼，法律，不管多麼實證的立場，真的還是客觀的嗎？還能客觀自持嗎？失去客觀性的法律，要如何重拾客觀所帶來的可預測、可信賴的功能？法律的侷限性，既顯現在文字，也反應在對於正義的有限呼應上，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