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如果是建立在人的道德與倫理可責性上，那麼自然的法律不是更應該可以建立嗎？維護自然環境與生態的倫理與道德可責性不是非常明確嗎？為什麼在觀念上「超越」西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卻孕育不出以人類的生態與環境倫理可責性為基礎的環境法？為什麼建構不出一套以自然權利為主的法律制度？
反面觀之，如果法律是建立在一種「先有道德意識，才有主體地位，才能承擔義務與責任」的邏輯，那麼自然及其周遭環境因為欠缺道德意識，就無主體地位，更無法承擔義務與責任，故在法律制度之外，是可被支配的客體。
以上兩種法律的假設，何者更適合當前的需要？何者更能反應現實？
法律體系的挑戰不少
法律作為一種普遍性與完整性的規範假設愈來愈受到衝擊。在複雜、多元、蠢動的時代，法律的侷限性與有效性正在加速動搖，亟須轉型，以因應深度、內容與倫理的困境，否則無以在新的政治下，凝聚共識，安定秩序。
科技進步（網路、人工智能、生技）愈來愈快且無倫理與人性章法，民主愈來受到民粹與專制的挑戰而有退化的危機，氣候變遷讓短期預測也顯得困難，諸如此類的環境變遷，法律益感無力。
意識到法律的侷限性正是法律邁向更寬闊的未來的契機，而法律有效性的退化也是法律啟動另一輪創新的機會之窗，有這樣的理解的法律改革才有可能適應時代的需求，讓法律的轉型富有能量，與時間同行。
在因應變革需求的同時，還要注意變革的後盾與基石，而環境正是法律變革的原動力。只是，諸多環境的變遷雖已具備啟迪人心的力量，但以環境為名的法律為什麼竟然孕育不出一個（種）「權利」？不管名之為「環境權」或其他什麼？這個問題應該成為法律改革的大哉問。
法律在變革的時刻常不知如何回應。這是一方面環境的交叉與多元造成所需規範的尺度過大，超乎人類的制度設計能力；另一方面，環境的內裡與複雜的事實如何成能為規範所涵攝，為人所輕忽，致乏實際可行之方，且無可交集之溝通。所以，環境及其規範思想常遭戲謔為玄而上，輕飄飄而不可得。
以平等為例。人類為了追求平等，人民與君主間的平等、種姓的平等、性別的平等、出身的平等、宗教的平等，付出的無盡的代價，可說是血淚斑斑之歷史。但平等的幽微之處依舊在蛻變、依舊困擾著我們，並未因為「問題的意識」或「行動的採取」而停止。就像著名的法國政治經濟學家皮卡提的洞見，人類的不平等正在加劇，嚴重失衡，亟須解決。解決之道在「徵稅」！他最新的一本厚達1200多頁的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可謂是道地的政治批判，雄辯的指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如何從中世紀以來，墊高並合理化了不平等。當前的政治不分左右、不論激進與保守，都「合法的擁抱」了這樣的體系不平等。當有錢的人太過富有，民主太過失焦，中產階級整個失所依靠，法律豈有作用？
假如世界的治理圖像是一個不斷膨脹的行政體系、一個或大或小的國會、一個保守待變的司法，那樣的「三權分立」會是真理的體現？現代化的『法治』如何在這個大範圍的政治框架下發揮有效的功能？從法律的大致分類角度，如果憲法、行政法不能節制極大化的行政權力；如果國會不是人民權利與社會價值的有能機構；如果司法是象牙塔裡的囚犯，偶而等著放風；這樣的三權分立真能成為永續的政治？
法律改革的困境
現代的法律體系多元而分殊，演變成無核心思想的紊亂體系，擁權自重，低效無能，矜持自限，是三權分立讓人困窘的切面。法律體系已經成為各自遂行政治目的的場域，而不是講究正義與法理的聖地。即使最現實化的法律理論，也是一再重複這樣的循環而已，以法律之名，圈起權力，行政與國會聯手，政治第一，司法退位，人民隨風而去。
可能是由於法律原理的多義性、多歧性，法律文字的精鍊不足作為法律正確適用的基礎，所以，現實的法律必定成為「想做之事」的規範化、權力化，簡單講，要什麼就寫進法律。法律是權力的化身，而不是權利的座右銘。問題是：誰起草法律、通過法律？是行政機關與國會，而不是人民。所以法律愈來愈像是「權力清單」，而不是「權利清單」，那些寫進名為「憲法」、「名為基本法」的各式法律，就『只』成為「政治宣示」或其他什麼名稱，要落實，還得「看情況」。一般性的法律如此，涉及「環境」的法律更是如此。現代的「環境法」，幾乎成為「行政權力法」，只看到行政機關的權力，那裡是「屬於人民的環境權利」？！司法機關不求正解，也是以此看待法律、看待環境，無怪乎，環境不成為糞土也難。或許，對有些人來講，糞土也是有機的吧！
如果未來是屬於願意想像未來、願意設計未來、願意執行未來的人、的社會、的世界，那麼法律實在不能再故步自封，不願意面對未來、不願意參設計未來、不願意執行未來的頑固代表。
實證法與自然法會合
啟蒙開啟了自然科學，反而淹沒了人性？還是相反。啟蒙了人性，物化了一切自然？
在所謂『實證法』--以權威的形式、而不是內醞價值或正義的規則，出現之前，應該就有一種『自然法』作為王權或天道（但有實質拘束力）的象徵而存在。當時，那樣的「自然法」不是作為現實法而存在、而運用，而是一種王權、皇權合法化的基石，是制約權力的象徵。現代意義的自然法被理解為「先驗」或「超人性」，應該是限縮且誤解了這樣的歷史脈絡的認知。『自然法』在權威的意義上，曾與倫理、道德高度重疊，既借喻於神祇，也有現實的社會統治需求作為支撐。簡言之，『自然法』不需要「通靈」，而是得被解釋的規則，當然也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反之，『實證法』作為一種反撲，同時也是一種必要的建構，自須針對『自然法』的存在形式與內容給予批判，且是嚴厲的批判。批判之利器之一就是科學。這也是著名的實證分析法學家凱爾生的路徑，以確定性檢視自然法，科學的裁決成為『自然法』的致命打擊。如果要脫離這樣的桎悟，「環境」是否要情歸實證法，再也不要跟自然法牽扯在一起？
環境法不是一套玄之又玄、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倫理、一種道德情操的語句宣示，環境法是一整套關於人與環境之間的法律規則，不是只有主權的權力意志，還有環境理當享有的權利。在法律領域之內，作為不能實踐、不能規範的「自然法」是會被宣判死刑的，這是法律的現實使然，愈是相信「科學」，不能自証為真的「自然」，愈不會成為法律規範。法律體系的誕生固有其文化與社會背景，不管是實證的，或者現實的、甚至是自然的，各種法學理論總是在承受政治衝擊的情況下，不斷歷經自我否定、彼此否定、徹底否定的折騰。沒有一套法律體系不是政治的；沒有任何政治不需要法律體系的支撐；但人類始終尋找不到一套更趨近人類所需的法律體系，不管是西方的或東方法（若有這樣的體系）。
說到實證法，就要貫徹到底，以邏輯或論證，堅持法律「應」有的容貌，不容法律之外的「模糊」或「人為」，那些不是法律；說到自然法，好像一種超乎實際的先驗，與科學基本矛盾，卻又神似宗教，可以為法律的不義得到救贖；說到現實主義，相當程度接受其他學科對法律的影響，又好像容不下人以外的因素；
法律體系內部的矛盾影響法律體系的反省與再造，卻一直苦思不出解方。
不管是為了讓法律與道德脫離的實證努力，或者是要濟實證可能之惡而為實證之外（亦即法律文字之外）的理或義之補充，或者緩解實證之僵硬與自然之飄渺，結合科學之輔助，以符法律之需要，這些「法律（人）內部的風暴」，卻造成法律的益加混亂而不是清晰一致，最後，實證、自然、現實都超乎法律之外，未能達成其所設定的目的。
法律如果是建立在人的道德與倫理可責性上，那麼，硬是將道德與倫理從法律抽離的實證，難道不是一種錯誤的人為所致？如果法律的語言與文字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那麼，維護自然環境與生態的倫理與道德可責性不是非常明確嗎？而且也是法律語言與文字的一部分？如果西方近代的法律體系很大一部分，特別是成文而非衡平的那一部分，是建立在「天人對立或分立」的觀念上，這會不會是法律體系迄今為止無法找到貫穿的法理基礎的關鍵因素？
自以為人在天之外、在天之上的當前法律體系之所以萎不堪用，就是排除了人以外的環境事物，以人之實踐與需要為唯一依歸；但其實，法律的整體是有可能都存在環境之考量與判斷的，環境法的建構只是一端，事實上，整體法律體系都需要注入這樣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