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異同
法治，顧名思義是以法律治理社會的簡稱。相對於其他社會治理工具，法治的獨特性在哪裡？這個獨特性是否可以確保有效性—亦即有效治理社會，維繫穩定和諧秩序？是一個問題。
不可否認，相對於宗教、信仰、習俗、文化等「社會規範」，法律並非想當然爾的具有優勢。相對於伊斯蘭的宗教法，一般法律的社會穩定作用，恐怕不及宗教的教義與訓誨。或如，相對於部落的信仰與習俗，在狩獵與遊牧之下，一般法律的作用，豈能發揮何種重要作用，而有助於部落的生存與發展？
簡言之，就社會治理需求而言，法律的規範性並不必然更為有效，更容易為人所接受，或者俗稱的「接地氣」。此即，「法治 」並不具備成為社會規範的絕對正當性。也因此，與其區分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定義、作用、效力，試圖為法律找到更清晰、更高的治理座標，對社會治理的效果而言，顯然不是具有說服力的，有時甚至是徒勞的。
與其他傳統社會規範對比，現代社會的法律，更傾向於特定價值的追求以及特定目的之達成。問題是：在諸多可能彼此衝突或矛盾的價值中，何種價值追求可以獨一無二，具有優先性？或是不同價值之間可以並行不悖的？
比如說，在可蘭經就是憲法，國家並無民主議會機構的地方，社會依舊是發展的，秩序依舊是穩定的。那麼，「法律」與 「其他社會規範」之間的差別，到底意義與價值何在？從形式到實質，法律在多個層面上踐行社會治理的工作，可以跟其他社會規範共存。但是，如果彼此價值有所扞格，又該如何協調？
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是否存在重大差異？從社會是否受益的角度，這樣的爭論不具備讓人信服的價值。也就是說，如果其他社會規範可以發揮更好的社會穩定效果，那麼，法律又為什麼可以或非得要勝出呢？尤其，如果法律成為政治的附隨者，其所形成的規範真的具有優越性嗎？頗堪懷疑。
自然權利真的是法治所必要的嗎？以英國為例
英國環境部（全稱應為環境、食品暨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簡稱DEFRA）官員在聯合國環境會議（UNEA） 上聲稱：英國政府永遠不會接受自然或地球母親擁有權利的概念。誠哉斯言！？
此語一出，自然引出各種批評。但是，跟英國立場一樣的，還有美國、歐盟、加拿大，這些自然美景令人欣羨的國家，他們為什麼會「集體」反對賦予自然權利地位呢？
表面的理由是：沒有足夠充分的時間考慮此一問題（賦予自然權利主體地位）的複雜性，不可否認，這的確展現一種務實的態度。實際上，賦予自然權利究竟是在何種程度上「享有」跟人類一樣的權利？還是應該有何種必要的制度安排？確實並不明朗。但是，官方正式宣稱不接受自然權利的影響所及，當然也會反應在法庭的判斷上，排除法庭接受自然權利、甚至「自然權利概念」的可能性。
英國及立場一致的其他發達國家認為，權利只能由具有自然人以及具有法人資格的法人實體擁有，不應及於自然或地球母親。但是，近年來，在參酌原住民知識、道德思維以及國際環境的破壞事實，自然應該享有一定權利的呼聲不斷湧現，且立法已然實現。根據統計，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承認自然權利的國家計有：厄瓜多、玻利維亞、烏干達、美國、加拿大、巴西、紐西蘭、墨西哥、印度、北愛爾蘭等。
關於自然權利，說得容易，實作則難。但是，在聯合國範圍內，愈來愈多國際公約承認自然的權利地位，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已經通過決議，承認地球母親或自然有一定的權利。（例如，《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2030 年全球目標目標19，強調以地球母親為中心的行動）
也因此，英國環境部代表的立場一出，立即遭致批評。在聯合國場域被批評為不尊重、不對話、不辯論，使得人類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失去進一步良性進展的機遇。對過去曾受殖民的國家而言，英國的說法被認為是一種殖民列強的復甦，持續將種族滅絕與生態滅絕兩大罪行，加諸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將地球變成死物，作為產業的原料。
事實上，英國國王威爾斯創立的「大地憲章」（Terra Carta）前言承認自然的基本權利和價值。因此，上述英國代表的說詞，一方面與國王的宣稱違背，另一方面也突顯其既有的環境法治是不及格的。
據指出，英國的河流只有14％是屬於良好的生態狀態，卻沒有一條河流具有「良好」的 「化學狀態」。且實際因為破壞河流，排放污水的案件，從2015到2021竟然每年只有七件。幾乎可以說是乏人治理的狀態。十足的反諷。
自然法治及其必要
賦予自然權利有一定的「非現實性」。儘管企圖授予環境領域內的生態系統和自然實體（山、川、湖泊、水域等）一定的基本權利和保障，必然包含一系列與既有法律原則不同的「自然環境保護原則」，這種從人權憲章（Magna Carta）到大地憲章（Terra Carta）的進化，從限制君主權力到賦予自然權利的過程，是人類面對自己以及人類面對自然的兩個關鍵階段，既匯流又分離。前者人權憲章花了八百年以上的時間，至今人權理念高唱雲霄，卻仍艱困前行。後者大地憲章又豈可能一步到位，毫無阻礙？
人類願意給予非人類實體，例如公司一定的法律地位，雖然理論上當然也可以授予特定自然實體一定的法律地位，但並不當然一定有具體的可行性。仍需要思想與行為的持續推進。
生態系統本身定義不易，且通常被視為人類財產或資源，沒有自己的權利或自主權。人類已經漸漸意識到人類對待自然環境的態度與制度都是有問題的，特別是自然的廣泛商品化、權利客體化，都漸受詬病且非難。傳統的環境法對自然環境之保護常常是被動的、管線末端式的，僅在物種或生態系統處於崩潰邊緣時才介入（例如瀕危物種立法、各種污染的管制性立法），但賦予自然法人地位承認其存在、繁榮和再生的權利，則頗有說服力。這種法律承認能夠在司法環境中保護環境──不僅是為了人類的利益，也是為了自然本身的內在價值。
當自然或其一部分（例如河流、森林或物種）被宣佈為「權利主體」時，它有權獲得監護人或代理人的法律代表──就像慈善信託指定受託人一樣──監護人將代表其行事並符合其最大利益。該監護人通常是精通生態系統護理和管理的個人或群體。這使「自然」能夠透過法定代理人表達自己的聲音，從而保護其利益。這樣的漸進取徑沒有被英國或與英國一樣的其他發達國家所認知，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
由此可見，法治一詞也有人類與非人類之別，人的法治既未臻完善，自然法治又何能超車，立即達陣？與其期待自然法治的即刻實現，不如建立諸如自然價值觀、合理維護的每個具體作法（各種自然物體），從個人、家庭、社會這樣的環節，建立等級有別的有利自然環境的社會規範，或許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