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關係的法律重建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跟自然的關係，迭有變化。因為敬畏，而有信仰、宗教、哲學；因為需要，而有征服、利用、再造。
再過二十年，也就是2040年以前，全球的增溫就會超過工業時代以來的均溫1.5攝氏度以上，人為氣候變遷大幅干擾了原來的氣候系統，「人類世」的降臨，徹底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地球已是人類控制的地球，但自然的力量不會退卻，伺機而動，也許傳遞的訊息，會是讓人類措手不及的滅絕。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早就超過會引發致命災難的警戒線，但是人類依舊無法戒除化石燃料的誘惑，一再推遲、拖延減碳的作為，使得情況愈發不利。極端氣候、大量的生物多樣性流失、空氣污染，紛至沓來，好像為人類奏起悲悽的輓歌。
不管是科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幾乎所有工業革命、甚至人類文明以來的思維或典範，都面臨極大之挑戰，都需要重新校正，但政治與官僚的惰性，就像反作用力一樣，抵銷了一些疾呼的努力。
化石燃料為基石的全球資本，驅動無盡的消費，幾十年來空洞的政治承諾，以及從未踐履的宣示，不斷的削弱人類集體對抗氣候危機的共識。國家之間與企業之間的精明算計，以鄰為壑，甚至搭便車的心態比比皆是，難以撼動強國的經濟政策與全球商品市場的供需。政治人物還是以譁眾取寵、力道微弱、科技救世的態度，因應迫在眉睫的問題。寧可增加軍費，從事軍備，也不願意履行氣候承諾，讓世界不停的越界，加速危機的發生。
積習既久，思維固化，利益趨向明確，想要改變，談何容易？！光靠科學的共識（例如人為氣候變遷的衝擊）無法帶來人類行為的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僅涉及人類自我的定位，還涉及到生態、倫理、經濟、銀河系等等認知。在人類中心的主流下，以人度自然、理解自然是充滿危險的，也是目光短淺的。在所有必然要改變的領域裡，法律也是其中之一，最不應該置之度外。
如果法律僅能成為污染、破壞生態、漠視能源貧窮、無力回應世代正義的幫凶，那將會造成體制上的災難，讓永續的願景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
首先是法律的時空意識。在更小範圍內的環境變劣，在法律上必須得到有效的檢視，在科學無法回答的細微問題上，法律根據合宜的環境與社會事實，並以新的環境法律原則加以評估，才能「務實回應」每個個案所需的法律正義。
如果謹守傳統的因果觀，誤以為環境的變遷是「法律不介入」的自然現象之一，那麼每個個案所流失的「法律判斷」，就會逐漸累積成環境劣化的共犯。
以原住民的土地而言，不但面對不分朝代的國家佔領、管治，還要承受現代的各種「開放」，資本主義式的開發與消費、無止境的道路開設，看似共利了「世居」高山的原住民族，實則為主流族群有意無意的「跨界」與「侵擾」，對於原屬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以及生活範圍，都有一種既不尊重，又不付費的恣意。在一定程度上，原住民族的居住地以及生活領域，在國家的管領之內，已成禁地，動則觸法。這種「結構上」的失衡與不正義，迫切需要法律在「具體個案」上，包括行政解釋、司法判決等加以矯治。但是，法律學術界與實務界可有體悟？可有準備？
不得不說，在政治上，給自然的空間並不大。傳統的國家主權觀所稱領土，是以佔領為前提，而不是治理，或者，成為人民依賴的基礎。健康環境權雖已成為聯合國肯定的基本人權，但就像其他人權的實踐一樣，健康環境權的落實不會是一步到位，而是必須經歷不亞於其他人權的奮鬥的過程，不斷的在思想、理論、教育、法律等深化，才能累積實質的進展。
試想：如果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總量管制」目標，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環境規制」，而如果這些總量管制與環境規制都有效，那麼世界還會有環境問題嗎？這個假設顯然不能成立。所以，「國家主權」下的環境治理觀，勢必成為國家為其人民利益利用環境的代名詞，環境不可能成為人民賦予國家職責的主要部分，甚至與經濟、福利牴觸的上位概念。這是「環境」在國家主權下的歷史定位。
新的環境觀則是建立在地球一體的基礎上，以科學為根據，量測「地球資源的邊界」，在更高的意識上，使環境成為人類共同的資產，漸進成為道德倫理以及法律的新義務。愈來愈高的國際共識是改變傳統規範概念的必要過程，也才能避免人類自毀。
從哲學上講，人類從來不是地球上的單獨存在，而是與其他非人類、自然共存的狀態。財產權的私人所有概念勢必要調整，但也不是由國家或企業壟斷，而是一種公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以更好的思想與法律來改變資源的運用方法，並平衡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不同權利主體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