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化、人權、環境
數據化的時代特徵
資訊社會是以數據化為特色。所謂數據化，是將各種政治、環境、社會、健康、經濟等事實轉化為數據的過程及結果。
現代化的「數位」管理，愈來愈依賴「數據」進行決策。因此，數據之取得、應用、監督就成為新時代下的人權挑戰。蒐集數據、儲存數據、運用數據既是一門好生意，同時也顛覆了許多「傳統」的人權觀念。這種觀念上的衝擊已非平面與立體這樣的空間維度而已，更是一種未來人權圖像的重新認識與拼湊。
如上述，數據化對人權之影響，不能僅從首或尾之一端觀察，而應該是從「全過程」加以檢視。甚至，在過程中的「相關事務」也要一併納入，才能有數據化的「系統性掌握」。
數據取得過程之程序、準則、分類、研析、運用、決定等一連串的「鏈結」正是人權檢視所必須涵蓋的範圍，因為這個鏈結對於未來都是具有潛在的權利與治理結構影響。在此鏈結中，以人權為基礎的平衡力量，是導正數據偏誤取得與惡意浮濫運用的重要依據，也是數據化後的決策與治理得以具備合法性基礎的支撐。
不管是城市或其他國家政策，數據化通常涉及一些不同的權利概念與道德內涵。尤其當數據化不只是一個儲存空間，還可以分散為各式各樣的載具，甚至植入人體或動植物之內，這樣的「數據化」顯然已經不是數據本身的問題而已，而涉及到全方位的公私領域的再界定或再重組。
數據化的商業運用已經引起極大之關注，現在，國家的治理與決策也高度依賴數據化後的事實呈現方式。人類投入創造數據的網路及各式平台與社群，就給了數據化更大的空間與能力。當數據的驅動運算深度與廣度急速增加，世界的運作及其基本假設也正在發生變化。
『人』與『基本權利』結合的『人權』再也不是光譜上的有序排列而已，而是綜合性的、結構性的、整體性的受到「數據」的覆蓋與影響。儘管人權所繫的歷史長流孕育了人類累積的價值觀與文化觀，在數據的短期效應下受到極大的衝擊，但是否會「根本性」的受到顛覆與扭轉，則還有待觀察。數據化的超高速處理能力，也早就超越人類的認知範圍，成為改變人類世界觀的重要驅動力。那個數據化形成的世界觀會對人類產生何種衝擊與影響？是人權所應關注的重要議題。
數據化與人權
數據化能力高的國家正在重塑世界，不論從市場、技術、管制或「內容」。一種左右人權思維與認知的新手段正在集結，以國家或企業之名，它們的共存共生正在重新「宰制」這個世界！而這種宰制的過程對於我們理解人權的概念與方式也正面帶來極大的變化。以隱私為例，數據化對西方國家的影響與對沒有隱私傳統的其他國家就有所不同。隱私如果進一步消退，那麼「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不是會更難以彰顯？而在「數據化」過程被裂解為不同「類別」、「群組」的「小集體」、「特定辨識系統」會不會成為新的「人權」單位？這跟傳統的「個人」與「集體」人權觀念已經有所扞格，卻正在發生！
再比方說數據化後的人臉特徵，在不同的人之間相同特徵與差異化都涉及不同的身分認同與表達自由，一旦依據這樣的特徵或差異作為一些政策的基礎，會不會造成限制或控制自我表現的系統性機制？數據化無法成為凝聚身分的工具，反而有可能裂解自我的辨識，那麼所謂個人或者群體的自治與自決，是不是會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影響？要如何防免？人權對於未來數據化更甚的時代是不是能夠發揮維護價值系統以及規範的導正作用？都很值得關注。
數據化與環境
人為地塑造環境或者適應環境，都讓環境的科學性更顯突出。環境常是「科學專業」的代名詞。數據化的科學成果會不會成為影響環境決策的重要依據？數據化的環境決策是不是可以更好的保護環境？達到優化環境的效果？進而促成人與環境的和諧與共存？這應該是環境教育與環境決策監督的一大議題。
以森林為例，數據化的森林治理早已發生在森林火災、病蟲害防治、瀕危物種保護、遙測與空拍數據分析、碳排以及其他環境變化監測等領域，森林及其內容物（資訊）可說是數據化的代表，不僅用於監測且對森林的機制也有一定作用。數據化是森林治理的一大支柱，在森林內的物種以及環境變遷正在加速的被數據化，而其成效也尚待觀察。
森林的數據化如何在社會、經濟、法律的交叉判讀上發揮功能？儘管再怎麼數據化，森林之神秘體質以及複雜作用也無法盡被「數據化」，即使是「森林固碳」的能力，恐怕也無法精確的數據化。
森林如此，其他自然環境的數據化也正在起步，但限制也更多，如何有助於做成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的決策，也在未定之天。不可諱言，環境的數據化需求以及其人權的影響尚未被重視，瀕危物種的足跡與數量自有可能形成一個特定的保育決策，但如何做出評估？以何種方法評估？都還有待各界共同努力。透過數據化，進而推動森林規制的改革與轉型是必要的，但森林能否成為「精準意義的科學森林」？還是融合社會、經濟、法律、人文、原住民、氣候變遷正義各項要素的「科學＋N」的森林？這是需要辯證的。
可以肯定的是，更好的森林治理必然是以自然為處方的。良善的數據化過程，是類如森林等自然環境轉型為環境基礎設施的重要參考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