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報第113期:自然是台灣人心中最軟的一塊

汪洋中的一滴水

我們正在遺忘自然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Peter Kahn在2002年提出「代際環境健忘症」(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的概念,這個概念主要是從兒童的角度出發,探討兒童對於環境的態度與價值的養成。研究發現「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成長的環境是『常態』,不論有多麼開發、多麼城市化、汙染多嚴重。」換言之,「自然」、「環境」對不同年代的人而言,都是相對的,取決於實際的樣態。

這說明一件事,下一代能夠繼承什麼樣的環境遺產,完全取決於他們的上一代人,如果上一代人留給他們的環境很惡劣,他們也不會感到有缺憾,因為這就是他們從出生以來的「正常世界」。每一代對於「什麼是自然」的定義都在改變,「正常的自然」的基線一直變化,變得越來越貧乏,直到我們看不見它。

另一方面,「代際環境健忘症」回過頭來加速了環境的劣化速度。2020年倫敦大學在人與自然雜誌(People and Nature)發表文章,以代際環境健忘症為基礎,文章指出年輕世代對於環境的認知正在降低,稱之為「基線退化症候群」(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 SBS)。研究發現,英國年輕人對於鳥類等生物多樣性的知識與認知敏感度正在下降,由於年輕世代從小欠缺接觸自然的機會,因此越來越難感受到環境的退化。這又導致地方參與式的生態保護方式越來越難落實,因為傳統的生態知識正在失傳。例如住在城市的小孩可能認為都市公園就是大自然。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一代人自覺開始恢復自然生態,否則無法突破。Peter Kahn教授提出治療「代際環境健忘症」的解方就是多與「大」自然(great nature)互動,「大」不是面積的大,而是原始、豐富、多樣、不受人為干擾的自然,例如古老的森林、不受束縛的河流、與野性的物種。他提醒人們,自然是演化遺產的一部分,如果不與「大自然」相處,就會遺忘。遺忘自然的一代,就是罹患環境健忘症的一代。如果我們無法保護開放空間(公共空間)的自然環境,那還有誰可以保護?如果不是台灣,那還會是哪裡?

當代人需要「站起來」有所行動,但這個字面上的「站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的「行動力」同樣一代一代正在退化,從固定在沙發上看電視,到變成法國環境哲學家米榭塞爾(Michel Serres)筆下的「拇指姑娘」--視線固定在手機螢幕上,行動剩下拇指的移動,並習慣於「指定與回饋」的單向迴路,對於無法給予立即回饋的現實人際關係、以及自然世界,感到陌生、恐懼與厭惡。併發的症狀有久坐導致的肥胖、肌群萎縮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該把藻礁公投當成扭轉頹勢的最後一次機會。下一個世代、城市的孩子可能對於環境有更多的知識,在網路資訊幫助下,對氣候變遷的認識比上一代更多,甚至有所憤慨進而行動,但對於自然生態恐怕就沒有這麼多的感觸。因為自然是在地的,別國的推特主、youtuber不會告訴年輕人這些在地的資訊,成長在螢幕前的孩子,對環境的認知因此有了偏重,偏重於資訊多的全球議題,而看不見正在消失的在地自然環境。藻礁消失了,下一代就是出生於沒有藻礁的時空,對他們來說藻礁不過是桃園海岸的一段歷史。會有什麼影響嗎?或許漁獲量會減少(因為藻礁是北部重要的洄游魚類休息站,下一站要到高雄才有,中間都是沙子或岩石的海岸),但如同前述,對未來世代來說,這就是「常態」,但對於「決定讓自然消失」的那一代人,有絕對的道德責任、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因為這群人讓後代的生存環境更加單調。

台灣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豐富的地形、多樣的氣候以及與大陸相連到隔絕的歷史,孕育出如同百寶箱一般的生態多樣性,但台灣面積很小,這些生態系每個規模都不大,都是袖珍的版本,一捏就碎,這意味在台灣自豪於舉世無雙的生態多樣性的同時,也必須走出一條與其他國土更廣袤的國家不同,屬於台灣的保護之道。這個方式當然就是對自然更加的小心對待,反映在治理方式上,就是更多的「預警原則」,對於任何潛在的摧毀特殊生態系的風險,都要以料敵從寬的心態嚴正以待;同時更重視「無害原則」勝於「異地補償」,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地」;所有環境問題,不管是空污或是氣候變遷的解方,都應該建立在「自然的方式」上,犧牲自然(特別是有特殊多樣性意義的自然)換取其他利益,無異捨本逐末。

當我們的原始祖先(不管來自何處)在叢林中求生存的時候,仰賴的是直覺,這種直覺由口耳相傳的知識、豐富的經驗以及守護家人的勇氣構成;現代人正在失去這種直覺,而更多依賴「專家權威」,例如生態學家、政府官員、環保團體,但若細看,會發現這些外部意見互相扞格、真假難辨。例如經濟部過去一直否認藻礁的生態價值,但當生態研究證據越來越多,又改口承認藻礁的生態豐富;又對於2000年興建天然氣發電廠時所建的突堤,生態學界對於突堤對藻礁的影響居然有完全相反的正反意見。在這個時代,相信直覺更加的重要,盲從權威會加速毀滅。而「預警原則」就是一種小心為上的直覺反應。

這種對自然的直覺應該漸漸形成規範、法制化,從而建立人與自然的新文化、新語言,形成一套落實環基法第三條環境優先原則的機制。否則任何一個想要守護環境的人都要面對拆除不完的謊言,都要面對永遠清理不完的垃圾,都要面對一代又一代的環境健忘症,都要面對無法交給下一代更好環境的窘境。

新的、有整體自然觀的環境法治要接續上來,例如環評不是僵化的工具,而是進化的機制,當前的環評還沒以總量、累積、比例的設計思維,必須在更嚴格的意義上,加強可視的生態破壞的評價,與不可視的環評預警,評價過程的闕漏是生態危機的潛在因素;例如每個河域是不是有屬於自己的法律?河域是不是應該法人化?可見環境法治的選項猶存,看我們如何選擇。

現代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誤解上,忽視追求「公益」的道德情操乃「理性之人」的真正樣貌,真正的「理性之人」不是追求金錢利潤最大化的自私之人。科學界/生態學界有其不可告人的「白色巨塔」,環評報告書有其層層剝削的產業鏈;國家科學研究的經費也可以成為套在學者脖子上的枷鎖,口上的嘴套,藻礁被「為金錢與政治服務的科學」玩弄,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平庸的邪惡」固然可惡,但滋生邪惡的法制恐怕是首先須要摒棄與拆解的。

誰說保護藻礁的過程不是撼動資本主義的過程?誰說藻礁公投的結果不會是一個新的生態政治的誕生?接受蓋三接、犧牲藻礁是能源唯一選項vs為藻礁盡力謀求活路甚至恢復生機的機會,何者是接受資本主義與傳統政治的論調,何者明知不可為而對資本主義與舊政治發出挑戰?一目了然。

科學界的自然(實用)、法律的自然(可處分之物)、政治的自然(有選票才有自然),都不是為了自然本身。這些不同的「制度力量」都可以為了自身利益去切割自然,切割成更容易從中搾取利益的型態,最後大家都忘了自然的整體。這樣加總起來就導致人類世的後果,導致整個世代的自然環境健忘症,而這正是台灣的世代悲劇。

台灣的藻礁公投是挽救生態價值、避免悲劇的一次公投,強調「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一次公民行動,應該要大聲說出「自然已經被切割得不成樣了,我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脫離「代際環境失憶症」的惡性循環,必須要創造成人、兒童更多接觸野生自然的機會,前提是要保留環境。「預警原則」、「無害原則」應被確立,而塞爾與Ostrom提示的解方—自然契約與集體自治,可做為方法。
 
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高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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