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滴水

我們正在遺忘自然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Peter Kahn在2002年提出「代際環境健忘症」(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的概念，這個概念主要是從兒童的角度出發，探討兒童對於環境的態度與價值的養成。研究發現「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成長的環境是『常態』，不論有多麼開發、多麼城市化、汙染多嚴重。」換言之，「自然」、「環境」對不同年代的人而言，都是相對的，取決於實際的樣態。

這說明一件事，下一代能夠繼承什麼樣的環境遺產，完全取決於他們的上一代人，如果上一代人留給他們的環境很惡劣，他們也不會感到有缺憾，因為這就是他們從出生以來的「正常世界」。每一代對於「什麼是自然」的定義都在改變，「正常的自然」的基線一直變化，變得越來越貧乏，直到我們看不見它。

另一方面，「代際環境健忘症」回過頭來加速了環境的劣化速度。2020年倫敦大學在人與自然雜誌(People and Nature)發表文章，以代際環境健忘症為基礎，文章指出年輕世代對於環境的認知正在降低，稱之為「基線退化症候群」(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 SBS)。研究發現，英國年輕人對於鳥類等生物多樣性的知識與認知敏感度正在下降，由於年輕世代從小欠缺接觸自然的機會，因此越來越難感受到環境的退化。這又導致地方參與式的生態保護方式越來越難落實，因為傳統的生態知識正在失傳。例如住在城市的小孩可能認為都市公園就是大自然。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一代人自覺開始恢復自然生態，否則無法突破。Peter Kahn教授提出治療「代際環境健忘症」的解方就是多與「大」自然(great nature)互動，「大」不是面積的大，而是原始、豐富、多樣、不受人為干擾的自然，例如古老的森林、不受束縛的河流、與野性的物種。他提醒人們，自然是演化遺產的一部分，如果不與「大自然」相處，就會遺忘。遺忘自然的一代，就是罹患環境健忘症的一代。如果我們無法保護開放空間（公共空間）的自然環境，那還有誰可以保護？如果不是台灣，那還會是哪裡？

當代人需要「站起來」有所行動，但這個字面上的「站起來」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的「行動力」同樣一代一代正在退化，從固定在沙發上看電視，到變成法國環境哲學家米榭塞爾(Michel Serres)筆下的「拇指姑娘」--視線固定在手機螢幕上，行動剩下拇指的移動，並習慣於「指定與回饋」的單向迴路，對於無法給予立即回饋的現實人際關係、以及自然世界，感到陌生、恐懼與厭惡。併發的症狀有久坐導致的肥胖、肌群萎縮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該把藻礁公投當成扭轉頹勢的最後一次機會。下一個世代、城市的孩子可能對於環境有更多的知識，在網路資訊幫助下，對氣候變遷的認識比上一代更多，甚至有所憤慨進而行動，但對於自然生態恐怕就沒有這麼多的感觸。因為自然是在地的，別國的推特主、youtuber不會告訴年輕人這些在地的資訊，成長在螢幕前的孩子，對環境的認知因此有了偏重，偏重於資訊多的全球議題，而看不見正在消失的在地自然環境。藻礁消失了，下一代就是出生於沒有藻礁的時空，對他們來說藻礁不過是桃園海岸的一段歷史。會有什麼影響嗎？或許漁獲量會減少(因為藻礁是北部重要的洄游魚類休息站，下一站要到高雄才有，中間都是沙子或岩石的海岸)，但如同前述，對未來世代來說，這就是「常態」，但對於「決定讓自然消失」的那一代人，有絕對的道德責任、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因為這群人讓後代的生存環境更加單調。

台灣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豐富的地形、多樣的氣候以及與大陸相連到隔絕的歷史，孕育出如同百寶箱一般的生態多樣性，但台灣面積很小，這些生態系每個規模都不大，都是袖珍的版本，一捏就碎，這意味在台灣自豪於舉世無雙的生態多樣性的同時，也必須走出一條與其他國土更廣袤的國家不同，屬於台灣的保護之道。這個方式當然就是對自然更加的小心對待，反映在治理方式上，就是更多的「預警原則」，對於任何潛在的摧毀特殊生態系的風險，都要以料敵從寬的心態嚴正以待；同時更重視「無害原則」勝於「異地補償」，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地」；所有環境問題，不管是空污或是氣候變遷的解方，都應該建立在「自然的方式」上，犧牲自然(特別是有特殊多樣性意義的自然)換取其他利益，無異捨本逐末。

當我們的原始祖先(不管來自何處)在叢林中求生存的時候，仰賴的是直覺，這種直覺由口耳相傳的知識、豐富的經驗以及守護家人的勇氣構成；現代人正在失去這種直覺，而更多依賴「專家權威」，例如生態學家、政府官員、環保團體，但若細看，會發現這些外部意見互相扞格、真假難辨。例如經濟部過去一直否認藻礁的生態價值，但當生態研究證據越來越多，又改口承認藻礁的生態豐富；又對於2000年興建天然氣發電廠時所建的突堤，生態學界對於突堤對藻礁的影響居然有完全相反的正反意見。在這個時代，相信直覺更加的重要，盲從權威會加速毀滅。而「預警原則」就是一種小心為上的直覺反應。

這種對自然的直覺應該漸漸形成規範、法制化，從而建立人與自然的新文化、新語言，形成一套落實環基法第三條環境優先原則的機制。否則任何一個想要守護環境的人都要面對拆除不完的謊言，都要面對永遠清理不完的垃圾，都要面對一代又一代的環境健忘症，都要面對無法交給下一代更好環境的窘境。

新的、有整體自然觀的環境法治要接續上來，例如環評不是僵化的工具，而是進化的機制，當前的環評還沒以總量、累積、比例的設計思維，必須在更嚴格的意義上，加強可視的生態破壞的評價，與不可視的環評預警，評價過程的闕漏是生態危機的潛在因素；例如每個河域是不是有屬於自己的法律？河域是不是應該法人化？可見環境法治的選項猶存，看我們如何選擇。

現代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誤解上，忽視追求「公益」的道德情操乃「理性之人」的真正樣貌，真正的「理性之人」不是追求金錢利潤最大化的自私之人。科學界/生態學界有其不可告人的「白色巨塔」，環評報告書有其層層剝削的產業鏈；國家科學研究的經費也可以成為套在學者脖子上的枷鎖，口上的嘴套，藻礁被「為金錢與政治服務的科學」玩弄，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平庸的邪惡」固然可惡，但滋生邪惡的法制恐怕是首先須要摒棄與拆解的。

誰說保護藻礁的過程不是撼動資本主義的過程？誰說藻礁公投的結果不會是一個新的生態政治的誕生？接受蓋三接、犧牲藻礁是能源唯一選項vs為藻礁盡力謀求活路甚至恢復生機的機會，何者是接受資本主義與傳統政治的論調，何者明知不可為而對資本主義與舊政治發出挑戰？一目了然。

科學界的自然(實用)、法律的自然(可處分之物)、政治的自然(有選票才有自然)，都不是為了自然本身。這些不同的「制度力量」都可以為了自身利益去切割自然，切割成更容易從中搾取利益的型態，最後大家都忘了自然的整體。這樣加總起來就導致人類世的後果，導致整個世代的自然環境健忘症，而這正是台灣的世代悲劇。

台灣的藻礁公投是挽救生態價值、避免悲劇的一次公投，強調「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一次公民行動，應該要大聲說出「自然已經被切割得不成樣了，我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脫離「代際環境失憶症」的惡性循環，必須要創造成人、兒童更多接觸野生自然的機會，前提是要保留環境。「預警原則」、「無害原則」應被確立，而塞爾與Ostrom提示的解方—自然契約與集體自治，可做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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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高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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