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庫管理欠缺完善法律基礎
水庫是水利事業的一環，《水利法》第3條指出：「本法所稱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治理的主要法規《水利法》，沒有就水庫有所定義，即直接於《水利法》第54-1、54-2條規定「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行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水利法》第54-1條規定：「為維護水庫安全，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下列行為：一、毀壞或變更蓄水建造物或設備。二、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四、採取土石。但主管機關辦理之濬渫，不在此限。五、飼養牲畜、養殖水產物或種植植物。六、排放不符水污染防制主管機關放流水標準之污水。七、違反水庫主管或管理機關公告許可之遊憩範圍、活動項目或行為。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施設建造物，應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前項許可，主管機關得委託水庫管理機關（構）辦理。」
《水利法》第54-2條規定：「水庫蓄水範圍由興辦人或其委託管理機關（構）管理之。其使用管理、蓄水範圍之界限與核定公告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水利法》第93-6條並授權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為執行包含水庫、水利建造物等等用水計畫之管理，認有違反本法禁止或限制規定，得派員進入事業場所、建築物或土地實施檢查等強制規定。
作為民國31年就通過的大陸時期法規，《水利法》通過之始，更關注水權（第3、4章水權、水權之登記）。有關水庫維護管理等，31年版本主要於第41條規定「蓄水之建造物」其建造、改造及拆除，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以及第42條撤銷其核准，或加以限制等工程管理，或第6章水之蓄洩等內容規範之。
至於前述，現行法規第54-1條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事項，則要到民國72年才修訂新增，且彼時並未明列禁止項目為何。現行法規第54-2條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與劃定，甚至要到民國92年修訂才有納入。
而在民國92年《水利法》修法之前，水庫管理主要依據《臺灣省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79年臺灣省政府(79)府法四字第 58771號令訂定發布，88年廢止，修訂更名為《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庫、水壩、蓄水池等的定義仍然不明，卻又於辦法第2條新增「一定規模以上水庫」由中央主管，仍缺少明確性。
二、水庫維護管理亟待法治化
那麼，臺灣所謂的水庫，到底是指什麼？
現行《水利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水庫，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人工湖與其附屬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而「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為不確定性概念，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依經濟部公開資料，最早為民國80年11月23日「公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蓄水範圍內禁止事項」。簡言之，從民國31年《水利法》通過到80年首筆水庫蓄水範圍公告為止，臺灣水庫管理（禁止）事項與範圍，才真正有了法律依據，這中間有足足50年空窗。
我們對水庫的科學認識，例如多高的壩體，多大的蓄水量，或多廣的水體面積才需要納入管理，法律均無定義。一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泰半是安於現況，依照現有官方、農田水利會、台電等「已有管理單位」者進行編列。此可從經濟部公告（111年11月11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1120215730號函）的95座水庫列表，沒有任何一座私設水庫可知。
然而，從官方留有管理紀錄，臺灣最早建成位於臺南新化1873年（清同治12年）的虎頭埤水庫之後，難道沒有任何大型蓄水池、蓄水工程存在？而這當中，光復後基礎設施、如水道溝渠蓄水池收歸國有，到民國109年農田水利會法人化，處理了絕大部分官方、類官方紀錄管理在案的水庫，但是否有其他漏網之魚，或新型態的水庫存在，外界難以窺其全貌。
這樣的作法，明顯與先進國家的思維與作法存在極大落差。
三、揭開水庫管理迷霧
美國可能是全世界官方紀錄最完整、紀錄最多水壩的國家，且對公眾公開。登記在案的水壩共有9萬2,428座（截至114年6月30日）。
30年代小羅斯福新政，將水利設施（大型基礎建設）視為振興方案，大興土木並透過《防洪法》（Flood Control Act, 1936）確立美國陸軍工兵團（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USACE）職責。這樣的安排，與河港水利與國防、兩次世界大戰等背景有關係，故18世紀中葉，就有美國國會撥款授權 USACE 整治內陸河川（如密西西比、俄亥俄河）的先例。
《國家大壩檢查法》（National Dam Inspection Act, 1972）是美國系統性管理水壩的重要規定，主要根據（1）壩高25英尺（7.6公尺）且蓄水量18.5萬立方公尺；（2）無論壩高，蓄水量達61.6萬立方公尺，以及（3）無論大小，潰堤將對下游生命或財產造成潛在威脅者等標準，建立《國家水壩清單》（National Inventory of Dams, NID），每個水庫有70個以上欄位，詳細地理資訊、管理單位，以及緊急應變計畫（EAP，若有）等資訊。
有了詳實基礎訊息後，再透過《國家大壩安全計畫》（NDSP）、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鼓勵、要求管理機關更新維護資訊，並提供各州撥款援助，以及高危險潛力水壩管理所需的技術專業知識、規劃、設計和施工資助，適用對象包含公私部門水庫。
四、水庫管理必須納入地方與原住民聲音
由於許多美國水庫集水區位於印地安地區，第一國族（Frist Nation）議題也被水庫治理所注意，例如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部落事務中心（FEMA's Tribal Affairs Hub）有為為部落國家提供的額外資源，不須透過州政府管道即可直接申請聯邦資源，包含水壩管理或相關防減災事項。
而且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所成立，擬制、推動《國家大壩安全計畫》的聯邦大壩安全協調委員會（Federal Dam Safet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1979），其委員成員也包含美國印地安事務局（BIA）代表，以確保原住民的聲音能納入決策。
1994年美國國會進一步通過《印第安水壩安全法案》，賦予設立印地安水壩安全部門（SOD）、依照水壩安全聯邦指南管理之授權，強化部落治理角色。印地安事務局除直接管理近150座水庫外，也掌握部落領域內其他高風險、低危險水壩或未分類水壩資訊，關注原住民生命財產安危並投入公務預算，維護與建置部落水庫緊急應變計畫、預警系統等，並定期與部落民眾溝通。
這部分精神，很明顯是水權為國家事務，水庫收歸國有，無視原住民存在的臺灣水庫治理所欠缺。也是既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在事責分工下，不曾思考過可以扮演之角色。
即便2009莫拉克風災後，曾文水庫上游曾有攔砂壩、河道整治工程，位於鄒族傳統領域，造成溪流生態改變，衝擊鄒族傳統漁獵文化等抗議先例；以及後續，2014年監察委員周陽山、劉玉山曾針對曾文水庫上游6 座大型攔砂壩，對當地居民基本權益及環境生態正義所提出之調查報告（103財調0046），據此發出警示。
然而，有關水庫治理之原住民參與或公眾知情等制度，仍未進一步發展，類似美國印地安事務局等法制化機制，根本還沒開始討論。
總結：打開水庫治理之門，強化韌性
臺灣的水庫治理，與森林治理脈絡如出一轍，均是沿襲清領、日據時期統治脈絡，於光後復後為國民政府所接收沿用。從政治經濟角度觀之，水庫與森林均尚未脫離「戒嚴」，走向人民的公共視野。
迄今水庫與人民，至多成為城郊觀光遊憩所在。藏身於山林之間、更廣泛的集水區與維管，即便有若干原住民運動觸及，仍無法掀起解放的漣漪。經濟部水利署水利法規查詢系統所公告之「水利法及其子法規」不過20則，不但沒有公開類似美國《國家大壩安全計畫》所採用之風險知情決策程序（Risk-Informed Decision-Making, RIDM），也沒有在單一平台上，以簡單、公眾可閱讀的方式呈現必要水庫資訊，陷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腐儒思想迴圈。
然而，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與相關規則、技術指引，歷年「水庫安全評估、安全管理及更新維護改善執行成果」，必然有類似風險知情決策程序，包含收集資料（歷史、地質、結構、流域模擬）；確認潰壩風險場景（例如：地震導致滲漏、戰爭破壞）；風險量化（使用數學模型計算機率與後果）；分析替代方案（維修、減災、放水、遷村等）；依風險效益比排序方案優先順序；利害關係人參與（社區、政府、科學家）等，以便做出風險可接受度內的最合理決策。
但在臺灣環境治理領域，我們很難看到政府的決策過程，仍然處於高度資訊不對等的情境，此舉無助於官民信任建立，無助於民間團體、NGO扮演監督角色，更無助於尖銳性風險決策形成。試問，臺灣主要都會區上游均有大型水庫，有多少水庫風險報告民眾可知？唯有當《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內生硬的法律規定可以「被理解、被討論」，水庫治理才可能走入民間，且深化之。
家長式、有政府請安心，不讓民眾過問、無需知道太多的治理舊思維，在訊息萬變、AI破壞式汲取訊息的時代，有必要迅速做出調整。特別是在兩岸衝突越趨頻仍之際，相較於已高度、甚至過度討論的核災風險，甚至廢核之後，水庫治理與風險不能再被忽略。
任何國家法治之形成均有其一定脈絡，臺灣亦然。沿襲日據時代的水庫治理，也應是時候求新求變。而在農田水利會法人化後，主要水庫管理單位實質都是政府，統一水庫治理事權與架構，應該有可行之處，臺灣是不是有需要另設專門單位、甚至訂立水庫專法？納入地方與原住民聲音？如何應變災害與戰禍？均應從制度與政策層次展開公共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