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危機面前，法律蒼白無力？
氣候危機當前，真的嗎？真的！
氣候危機已經達到了如此令人擔憂的程度，以至於2024年地球的平均表面溫度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2024年7月出現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三個日子。世界經濟論壇將三大氣候風險列為全球面臨的主要挑戰：極端天氣條件、地球系統的重大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三者都是相互關聯的，並可能產生毀滅性的後果，包括生態系統的崩潰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根據預測，世界可能會在明年（2025）突破增溫1.5°C的閾值，氣溫將比工業化前平均水準高出1.48°C。這種增加將導致颶風、乾旱和野火等強烈和更頻繁的自然災害。
根據統計，僅在2024年，全球自然災害的數量就令人震驚。僅在美國，就發生了大約110億美元的災害，其中大部分發生在春季。隨著自然災害的頻率和嚴重程度的增加，平均每年發生400起自然災害，影響約2億人。這幾乎是20年前發生的自然災害數量的兩倍。一些最容易發生自然災害的國家包括菲律賓，由於菲律賓位於颱風帶，並且容易受到山體滑坡、海嘯和地震的影響，因此風險指數為46.82。由於火山活動、地震和洪水，印尼的風險指數為41.46。由於乾旱、山洪暴發和嚴重雷暴，印度的風險指數為42.31。
全球呈上升趨勢的自然災害包括乾旱、龍捲風、颶風、洪水和泥石流等水文氣象事件，這些事件與氣候變化有關。地震也在增加，尤其是在火山活動頻繁的地區。氣候危機不會直接導致地震。然而，氣候危機可以間接導致地震活動增加。冰川和冰蓋融化會改變地殼的重量，可能引發地震，甚至永久凍土融化會導致地面不穩定，從而可能引發土石流和地震等。
海嘯也在增加，尤其是對沿海社區的破壞性影響。對備災和減災工作的需求從未如此重要。因此，為了應對這些風險，必須優先考慮更快的減碳和採取可靠的清潔轉型步驟，其中包括向可再生能源過渡、提高能源效率和促進永續土地利用。每個國家必須根據自己國家的資源條件預作因應。
法律變革跟不上氣候變化的速度
整個法學研究在氣候變遷的因應上，速度緩慢到讓人吃驚的地步。先進國家儘管法治傳統具有優勢，但是，關於氣候變遷所需的法治變革，除了歐盟、北歐國家之外，都看不出明顯的進步性。
在許多國際環境法律學者中，不僅有邊緣學科的憂慮，同時也對學科的無能為力感到挫敗。再多的國際會議，再多的論壇，再多的研究，似乎都趕不上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威脅程度，所有的方案，幾乎都無法恰如其分的反應國際的呼籲。到底是方法有問題？還是思想根源有問題？還是兩者皆是？於是，地球系統法、宇宙法、人類法、自然權利復甦等新興思想紛紛出籠，有助於學科之創新，但引來之關注，特別是主流學科的回饋卻相對有限。
上述對於傳統環境法的新出路的構想，一方面反映出學界共同的不滿，亦即傳統環境法的解釋與適用對改善環境助益不大；另一方面環境法的未來前瞻也不足，既無法突破傳統法學主流與邊陲二分的窠臼，也失去環境治理的後盾，成為無根或者失根的一個法律系統。
或許因為法律體系對於新興科學發現的反應本來就有疏離，科學與法律二分或者根本沒有連結就是常態，氣候變遷的法律變革也反映出這樣的格局。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的長久不合、對原住民生態傳統知識的漠視、對規範的不具雄心、法律權利主體過於以人為中心的思維等，都是法律思想上自然且必然的侷限。
如果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可以劃定地球資源的邊界，那麼，法律體制可以讓這個邊界消失？或者讓邊界不至於崩潰？樂觀的人或許會認為法律不應該自外於整個自然環境，還是應該負責任的尋找因應之道。悲觀的人或許認為法律自有其侷限，對科學衝擊再敏感，也無法改變科學本身的軌跡，法律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制。不容否認的是，科學與法律應該是更大的合作，而不是更大的互斥。AI、生物遺傳基因、氣候系統等等科技的挑戰，不僅在倫理上產生新的困境，也對法律的無動於衷敲出警鐘，法律的功能不是「受限」，而是根本無能為力。
從法律的廣度而言，或許融合的對象不只是科技，還包括生態、心理、思想、社會等，都需要法律有一定力度與深度的回應。
有人會說，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對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的恐慌溝通比比皆是，更不用講，還特別制訂環境教育法深化之。自1970年代以來，環境法已成為各國法學教育的一個學科，相關實務見解也迅速累積。總體而言，環境法的興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稱許的發展。然而，許多環境法律學者，對這門學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滿。這種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歸因於環境法無法履行其法律功能─讓環境變得更好。從社會學的角度，法律的功能是穩定未來預期。
也許氣候危機引發的焦慮在於，它意味著，在危機當中，總有令人失望的政黨、國家、企業停滯不前，或反其道而行，對氣候危機視而不見，或者，以錯誤的政策故意逆反（例如增煤、加氣等）。當法院也失去司法的功能，無能督促行政部門通過命令、有效懲罰以及所有其他可行方法，因應氣候的衝擊時，最終竟要以金錢來履行其職能，這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當社會不斷越過氣候臨界點時，我們也清楚，光是譴責、棄選氣候否定論政治人物，或者加壓氣候危機貢獻的企業，要求其支付賠償金，恐怕也不能挽回所造成的損害。
這些環繞氣候危機的不利制度條件，反映出法律制度的失靈，而且突顯法律制度所能解決問題相對有限。
環境法是轉型正義所需的重要樞紐
或許從最終的結局來看，氣候變遷的社會可控性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有可適應的應對措施，但情勢似乎也很明顯，眼前的現狀正在給我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如果加上法律的因素，會不會讓原本稍微樂觀或激進的人，例如環境主義者或批判法學家，更反對以這種不安的宿命論、總是呈現乖謬、徒勞、危險，作為訴求的基調？哪怕是進步一點點，也是進步呀。法律有什麼理由超越政治，不以訴諸恐懼為後盾？法律可以帶來什麼有模有樣的氣候治理？有什麼樂觀的理由可以壓注在法律之上？
最好的法律，很可能是不獨尊一種價值（反應多元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而是讓各種「主要」價值相互之間得以動態平衡、正義圖像不會衝突太甚的一種「法律樣式」？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的想法、概念、制度還沒有穩固，舊的問題叢生，新舊交替，反覆不定，自然、社會與治理，通通搞不定。
必須承認，法律的人為特性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本身是有意義的，不全然是必須打破的，否則，物極必反，會受到反噬。從法律的變革角度，將會一事無成。
所以，理解科學的本質存在是可觀察、可測量、可預測，更重要的是，可描述，是人類當前治理的一個重要面向。同時，不管是基於何種哲學思想，理想主義或實用主義，環境工作者、野生動物保護、漂綠行銷、甚至環境法律人，都會繼續並存在於社會的大容器裡。所有的歧異都會在不斷的辯證中，彼此消長，不論是在政治或道德上，都會在不確定中獲得些許確定性，從而以法律之名鞏固社會的穩定與秩序，並且不會偏離自然環境太遠。
換言之，人類世所說的，就是指人類作為一種地質力量，與自然是交織的。所謂人類與自然的交互作用，應該看作自然有其變化，有時也會反噬自己，同樣的，人類也具有這種特質，在彼此差異中，既擴散，又作梗。就此而言，不刻意強調自然與人的區別之外，還可包容更廣泛的、更多元的思想、社會結構以及物質生態關係之間的平衡，應該是一種新的理解，此種理解對於法律而言，就是不緊抱區別論、二分法，而是採取更融合的立場，不拘逆既有範式，在行政、立法、司法中，找尋這種平衡的方法，與時俱進。
進一步推演可知，環境法的困境之一是無法與科學對話，從科學獲益，至少是環境規範上的利益。科學一直是環境治理的主旋律，科學甚至有貶抑法律的傾向，進而排斥其特殊的治理觀。事實上，科學的確成為自然與人類的橋樑，但是與則法律相距甚遠，甚至不相往來—概念上與作用上。然而，科學有其侷限，因著觀察的人與採取的方法而常有不同的結果。科學並不總是確定，奈何法律竟以確定性自期？！法律對此「不確定」的變動應該以另外一種視野對待，重新表述成為法律可理解與可接受的語言。關於自然的觀察與適應，非科學之專屬，法律也可以妥為回應。
具體言之，科學是事實的一部分，常非絕對，且有時會造成更多問題。環境法所需的「法律事實」還需要進行轉化，規範不是直接來自科學，科學可以產出知識，導引到法律事實，在承認風險、不確定之下，不以二分法作為對話與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案。法律之難處在於：如果脫離確定性─不管是不是來自科學的假確定或一時的確定，常有不知如何回應之窘境。尤其採取科學的因果關係，更常造成規範效果的侷限性。法律要尋找可以適應不確定性之科學常態，又不失其規範效力，哪怕是不甚穩固的效力，也是環境法所須追求的新思維與新作法。
法律的人類中心主義固然有其病理，但一味想要將自然導入法律系統的思想也不切實際。再多的擬人化自然資源，例如賦予樹木、河川法律權利主體的地位，以人權的概念引入非人類的權利，都是可敬的努力，卻不可能是終極的方案。
從時間的尺度看，法律所能做的，不是全面納入自然那樣的歇斯底里，或者急就章，而是扮演一個有效的溝通者，對系統運作有積極應對的意識，隨時準備接納可以接納的所有有助於自然與人更融合的社會。
自然與人不能二分，不表示自然即是人，自然可以參與社會運作（之全部），也許這中間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有待人類世代的奮鬥與追尋。這也可以解釋永續發展的概念不表示一定可以永續，而是表示追求永續或許可欲，雖不一定可達。法律，尤其是環境法律，更要展現出得以包容更多自然元素的「環境法」，而不是急於建構一套適用於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法律制度，這樣的理解不是退步，而是一種審慎的進取，不帶必然希望的卑微樂觀。
環境法、乃至新的法律系統，都需要這樣的法律思維與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