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將規制漂綠
漂綠，在一般理解上是指廣告（宣傳）中的環境訴求是錯誤的或者是誤導的。在綠色思想與作為上，相對其他國家走得更遠的歐盟，近來開始針對「漂綠」進行法律的防治。使漂綠問題浮上檯面，從企業社會責任走向金融與法治監理。
儘管「漂綠」的定義與內涵不容易界定，但是，大體上，這是指企業（不包括國家）進行環境或永續的宣傳與自況（廣告或宣稱），冀望從與環境友善與永續發展相連結而獲致企業有利形象，進而獲取更大經營效益的行為。
當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之後，嗅覺敏銳的企業立即迎頭趕上，不落人後，甚至站上話語權的制高點，搶佔目光與焦點，既有助於企業形象之塑造，也是確保與時俱進的獲利的不二法門。這些多數出於自願性質、帶有功利色彩的企業行動，如果沒有法律的規範或引導，不但會成為「說大話、空話卻不願、無須負責」的免費消費詐欺，也會導致公眾迷惘於真假莫辨的企業訊息，難以做出合理正確的判斷。
而當一般公眾逐漸成為「具有環境與永續消費的群體」之後，如果法律無法確保這些群體獲致正確的消費資訊，從而最終做出有利於環境與永續的消費決定，就是一種法律懈怠所造成的社會信任破產，從而影響真正有利於環境與永續的政策與法律的生成，也會造成整體環境法治的弱化與失能。
從企業競爭的角度，切實投入環境友善與永續改良的企業與其他不此之圖，虛應故事、搭順風車的企業之間，也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從產業鏈的角度，法律如果不能應對這樣的競爭失衡，也難以對地球負責，更有可能戕害健康、永續、乾淨環境的基本人權。
「漂綠」是一個常見的企業宣傳手法，與「企業社會責任」經常混搖不清，界線難以拿捏，也是法律或監理單位長期無法進行有效規制的主因。但是，漂綠一向被當作「容許」的行為，政府也習慣迎合其「需」，不在意其「虛」，尤其法律對於漂綠毫無作為，更容易導致政府無形中也成為漂綠的幫凶，甚至自己也成為「漂綠」的能手，且均「見容」於法律（乃至憲法）。
歐盟在2023年三月下旬所提的綠色聲明指令，希望建立一個反對漂綠和誤導性環境聲明的共同標準，緩解上述現象。
歐盟在2020年就對產業的相關環境聲明加以檢視，超過一半以上（約54％）的產品，其環境聲明是模糊、誤導、毫無根據的。約四成左右的產品所提的環境聲明沒有證據支持。而由於相關的永續標誌或綠色能源標章太多，且各有不同的設計與透明度，人們也難以辨別。
歐盟的漂綠規制將有效防制漂綠的浮濫與誤導，打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是，這些規制不會擴及到政府本身。具體作法包括要求產品的環境或綠色聲明是合理的，否則將面臨有效、相稱、勸阻等處罰。估計歐盟的防止漂綠指令生效後，那些漫無邊際、且毫無根據的環境聲明將會減少，但實際執行成效還有待觀察。
台灣的漂綠不遑多讓
台灣的市場規模與消費程度，是許多商品的黃金實驗場，企業的敏銳及眼光也總是緊隨在國際趨勢之後，因此，漂綠從來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那邊是趨勢、消費者喜歡、年輕人崇拜」，就會有什麼樣的響應與聲明。在氣候變遷成為時代的主詞之後，政府提出淨零目標、訂定氣候變遷因應法，甚至計畫成立碳權交易所，由證交所主責，在在誘引企業跟隨這股潮流，「碳中和」、「氣候友善」、「生態友善」等名詞就成為廣告新寵，也是企業最愛。企業的廣告或宣傳不能只是創意的呈現或自由的表現，而是負有一定的法律義務與責任。
但，現行法律中，難以對企業的自主、自願環境聲明行為加以規範，責任及其程度也不明確，甚至有些團體熱衷舉辦的各式各樣「環境永續獎」等炫麗名銜，也有推波助瀾的效用，將企業的漂綠推向高峰，既獲得綠色新形象，又享有綠色商業利益，但就減排而言，卻毫無顯著效果。公眾不明所以，企業樂此不疲，舉辦方獲取舉辦的利益，但社會與環境並未同蒙其利。政府也同樣迷失在這股似假還真的趨勢下，例如獎勵企業認養造林，收其捐款，不問效益，有綠色活動假象，卻無明確的環境或永續評估與效益，也是另一種環境與永續類的上下交相賊，虛應故事，矇騙大眾。
法律對漂綠的回應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人民環境意識的提升，商品連結環境訴求，以及相應的漂綠就跟著成長。或許是因為監理不易，或許是法律意識不高，此類訴諸環境友善的宣傳或用語，也就是俗稱（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的漂綠，不曾成為各類規制的重點。不僅是企業，就算是政府，也對於不「實」的環境訴求趨之若騖，一方面迎合民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展現跟隨潮流趨勢不落人後。但是，既然人民的環境意識逐漸成為消費的意識，那麼，不管是政策或法律就應該跟上來，使這類的消費群體的權益及其所反應的地球整體效益可以同步提高。
就此而言，台灣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雖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但這個條文在實務上運用於環境訴求者不多見，從而漂綠在競爭法的規制上尚未成為規制的對象，在全球ESG與氣候即刻的朝留下，會不會有不同的適用，頗值注意。可以預期的是，未來的監理力度必然會加大，使本來不具拘束力的一些軟法，漸漸成為硬法，但能有多硬，則還有待觀察。儘管也有人主張以證交法第171條、第174條相繩，不過，目前都還看不到這樣的趨勢。
台灣金管會在去年12月發布『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為鼓勵金融業將資金導引至永續的經濟活動，帶動企業永續發展及減碳轉型，以及協助企業及金融業判斷何謂永續經濟活動。這是台灣無法律拘束力的一個間接防止漂綠的官方文件，但只是針對金融業。指引以「對任一環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且未對其他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造成重大危害」之條件，作為永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方法。所列經濟活動及判斷基準係依據國內現行技術、資訊及法規要求，針對個別經濟活動之特性而訂，將「六項環境目的」轉化為可具體衡量的條件及標準。六項環境目的包含「氣候變遷減緩」、「氣候變遷調適」、「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轉型至循環經濟」、「污染預防與控制」、「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復原」。本指引目前先就「氣候變遷減緩」之環境目的訂有「具實質貢獻之技術篩選標準」作為判斷基準，至其他五項環境目的則以「未造成重大危害」為原則。以「有無重大危害」作為標準是當前環境法治下不得不的折衷，但危害是否重大？恐怕也是一件難以定論的事。
上述指引雖跨出監理的第一步，但距離「規制」還很遠。且方法論上並未具體，可預期難以成為防免漂綠的利器，所以，指引也明言未涵蓋除了金融業以外的其他產業，足見其難度之高。
歐盟的漂綠監理雖尚未確定，但頗多評論並不看法。一方面「漂綠」的概念過於模糊，難以明確界定；另一方面，裁罰可能也不會過重，對企業不痛不癢。因此，漂綠的監理雖可從競爭角度切入，給予真正的「氣候績優生」企業支持，但方法可能不限於漂綠的裁罰。以美國的降低通膨法為例，就有人認為碳捕捉（獲）技術之獎勵，對化石燃料業者而言，就是最好的漂綠。
可見，「漂綠」不僅侷限於「廣告行為」這種「言論層次」，更擴及到「政策行為」，例如政府鼓勵企業參與造林或進行技術補貼之類。換言之，漂綠的概念不一定是法律上可以「直面」的問題，畢竟現行的環境法、環境標準，是「起碼」的遵約而已，反而要在其他更實際的政策作為上加以檢視，並形成新的財政、金融、經濟、農業、能源、交通、住商等部門的「施政意識」。
此外，以氣候變遷為例，要減少企業或政府漂綠的行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嚴格的碳定價與碳預算，從公私兩部門同時著手，才能建構起沒有逸漏、沒有謊言、沒有不負責任排放的那些漂綠—而且不分公私部門，一起致力淨零，既安人心，也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