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尊嚴與環境
『人』、『人性』、『尊嚴』，這三個從哲學、法學淬煉而出的概念，向來離「環境」甚遠，那是專屬於人的，是有別於人之外的其他動物與世界的。
也許是遭遇過於慘烈，『人』與『人性』受到嚴重的扭曲，二次大戰之後，以德國為起源的戰爭反省，在憲法上得到一個總結，作為法律的終極目標，就是「人性尊嚴」。問題是，人性尊嚴故有其歷史凝聚的意義，但現實上有多少用處？怎麼用？相信還是困擾很多人，包括法律人。即使在人權領域，人性尊嚴恐怕也很難扮演引導的角色，只是成為形成結論的點綴，如果能增益論證之修辭的話。
如果談到環境跟人性尊嚴的關聯，相信很多人應該隱約感覺到環境好人會更好的命題是正確的，但跟人權一樣，只知人性尊嚴，可以導出好環境的結果？人性尊嚴指的是人格之自治、自利與個體化，既然是『人』性尊嚴，總會連結人格相關的法律結構，與環境目的背道而馳。環境增益人性及其尊嚴之論述可在司法實踐裡成形，而被接受？如果多想想人到底是什麼？應該怎樣對待環境？就會知道，人的集體從自然抽離，又受自然拘束，互利互異，相生相剋，人與環境共存之事實，難道不是人性尊嚴賴以成立的前提？
西方從笛卡兒開始，將自然視為無生命的機械，是人類發展的阻礙，據此而生的「人與自然二元」區分，使自然成為人類無視的存在，是最典型的反生態、反自然思想的代表，浸假成為今日環境危機的幫凶。
人與自然二分下的法律體系，自然之為物就變成是天經地義的，「理性」的表現之一，就是支配物，甚至不需要定義物，就成為法律上的客體，受到主體『人』的支配與管領。與物等同的「自然」（包括資源）成為資本的下游產物就更不足為奇了。
指摘法律之誤，無法救治法律之病，就如同譴責立法，無法救治民主一樣，唯一能做的，就是強化解釋，活化法律，不要讓法律成為考古遺址。從憲法到一般法律，人性尊嚴之法律實踐，寄託在重新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體認環境對人的影響，進而重塑人性之尊嚴所在並加以維繫於不墜。
法律如果只是單純從「二分法」，將人抽離出來，作為主體，同時，將物客體化，是永遠不會真正理解「作為一個整體的人」的意義的。什麼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當然指的是立足於地球，與「萬物」同在的「這個人」，如此理解人的本質的法律體系，所欲建構的人性尊嚴，自不能脫離環境而存在。過去的法律體系將人擺在其他生物之上，認為非此地位即無尊嚴，這是錯誤的，但遽爾改變無望，只能在法律文字的餘光裡找尋並重拾「真正的人的尊嚴」。
『尊嚴』這個超乎倫理，在哲學上難以描繪的名詞，卻在法學裡找到「最高地位」，成為『人性尊嚴』。對環境而言，是悲？是喜？如果貫徹、實踐『人性尊嚴』會導致「環境破壞」之結果，那人性尊嚴就真是環境之悲劇來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