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感與環境
作為內在驅動力的法感
感覺就是一種直覺，對法律的直覺就是法感。法律人不一定有法感，一般人的法感卻可視為法律社會文化的基礎，對環境問題的法感，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新社會文化基礎」。
台灣人的法感，跟西方可能有所不同。作為後設、以人類為中心的法律體系，如果有法感，那也一定是一種傾向鮮明、對『人』有利的法感、不利自然環境存續的法感。如果有法律推理存在，如果批判法學、法社會學真的對於法律文化的形塑有所作用，那為什麼在實證法之下，推理常常蕩然無存？除了「法遵」這樣的「固有司法性」之外，實證法究竟還有什麼推理、還需要什麼推理？法官真的有「榮耀正義的心靈」嗎？法律人真的「更具有善惡與公義的直覺」嗎？恐怕都是不一定。
1871年，以法理學作為教育基礎的著名德國教育家Gustav von Rümelin就任圖賓根大學校長時，曾說過，法感作為一種「內在驅動力」，是道德秩序的第二種形式，與個人的良知並駕齊驅。這是德國最早探討「法律起源」的思想之一，源自一位教育家格外顯示其非凡之意義。
在他看來，「法感」是一種「不成文的自然法」，也是一種「理性法」，存在於每個人之中，也是每個人所擁有的、區辨善惡與對錯的「規範方法」，是人的內在能力之一，並且驅動著每個人，這是他提出「法感作為一種內在驅動力」的主要內容。
法感，特別是法律人的法感，如果不是源於對「公益」（public goods/ public interest）的高度認知與前提，是不可能認識「真正法律」的。這種「法感」不是一種情緒性的、拘束性的感覺而已；它會以法律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形式」綜合呈現，是『感受到』「人性尊嚴」與「事物之理」不存時，那種油然而生的探究與解決欲望出現，是一種「內在的正義感」。法律的心理根源如果是正義，正義的直接體現是什麼樣的感覺？法感可能被認為不是那麼「理性」，而是憑著「直覺」。但是，法感如果不是等同於正義感，至少一定是正義感的好鄰居。法感可能的出現管道可能來自個案，也可能來自社會國家整體的意識型態走向，在具體的法律之中，影響著每個不同的人。以致法感不太可能明確界定，也不會有共識，只能透過教育，隨著時間與空間的演進，而在歷史的某個時刻漸次形成社會的一種支撐基礎，關於合法性與不義性的交纏作用，隨時左右著每個人，特別是法律人，如果他的『法感』夠強的話。不能突顯正義的法感或者接受法律不義的法感，是法律文化的危機，亟須重建。
從理論上講，法感之重要性在於對歷史法學的認知，而不是截然劃分的三權分立。法感只對正義反應，權力分立無法對「法感」指點高明。
每一次法律的個別適用都有法感的成分，德國通說甚至認為法感可以批判實證法、有助法的安定、為法官的判決形塑正當性、甚至可成為法律的根源之一。一部沒有廢止的法律，就是一部還活著的法律；一部活的法律，自然要以打通筋血、舒暢體液的方式加以運用；從實際的眼光看，法感最強的應該是法官、律師這些職業法律人。法律的條文蘊含著法律所欲彰顯的價值以及可能疏漏的文字缺陷，需要解釋與運用，這時候法感就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公益與正義相連的這種「內在驅動力」就顯得意義非凡。
以法感矯治現行法律之弊
實證法的謬誤在於對法律所能解決的問題的範圍與尺度的過早限定，以「法無明文」或「法意如此」這般的理由否決其他基於法感—植基於當前與未來事物的道理並反應到法律認知之上，的可能性。『現實性』，拘泥在自以為的「法律條文之內」的現實性，造成良善運用當前法律的阻礙，法感被壓抑了，那些可以運用到事實認定、證據規則、甚至是經驗常識的涵攝過程，被某種「吸力」給吞噬，被某種「反作用力」給排除。
解決環境問題需要法感
以環境為例，即使環境法律漸多，涵蓋空氣、水、森林、土地等，但「這麼多的法律」還無法推導出「人民有環境權利」這樣的結論，豈不怪哉？這與人民的法感相距何止千萬里？法感猶如一種「價值鏈」，既存在社會上的每個人身上，是「社會連帶」的重要基礎，也是彼此認同的重要關聯，應用在法律上，則成為法律解釋的一種平台，承載了許多人的共同記憶、意識與追求。幾十年來環境之退化與退步，是不是正因為這樣的法感沒有被實現所致？是不是法律人，受制於實證法以及錯誤的法律概念的法律人，過度以為法律文本之解釋，就是條文表面那樣的形式邏輯，反而推倒了其他「正常推理」或「合理推理」的空間，狹隘了法律的認識與適用的範疇，推阻了法律的演進？
社會大眾與法律人群體的「法感」鴻溝，亟待彌補
法律不公正，則判決不信服。這是每個法律條文承載道德或當代（未來）公益的意旨所在。環境個案累積已久的不平，是不是法律文化退化的象徵？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關於環境問題的司法解方，或許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貼近當下、更貼近非線性邏輯思考、非遵照立法者言的法感思維，藉以平衡正義之否定與排斥。
法感可以補充法律語言的獨斷性、掛一漏萬，不管是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表達程度、狀態的術語，法感以一種解釋的樣貌呈現法律的合宜面貌，例如不准有責一方的配偶主動提出離婚之請求，因為這樣做，「會違反自身清白」之法理，有背道義、破壞婚姻秩序，與國民之法感情及倫理觀不合。類似情況，在是否廢死、酒駕是否嚴懲，都曾一再出現。反而，在攸關每個人日常生活、整體社會環境品質的諸多環境事務上，竟依舊「法言法語」、「胡言亂語」、「不言不語」，這是法律對物質世界的秩序要求與形成啟蒙太晚？還是法律人的故步自封？
在進行法律判斷時，不能只有規則，也不能僅僅屈從於概念，而是要由自己的法感導引，強化判斷的合法性，推陳可接受的法律效果，進而推動一種更符合當代價值與未來世代正義的法律文化。在環境上，未來的氣候世代不能也不需再等待「法律的給予」，而是要活用既有法律，賦予「環境與人」應有的權利。如果清潔之手的法理可以適用於過失樣態的判斷，包括遺產之取得與婚姻案件，那何以不能適用於破壞環境、海洋與山林的企業與政府？當政府、企業的不潔之手一再破壞環境，形成不公，難道法律還可以靜默不語？
法感常是隱晦的，至少在實體規則與過去案例之前，隱身當一個「不破壞法律穩定」的他者。被誤以為是某種「情緒出口」的「法感」不能超越法律本身，已經是法律人根深蒂固的紀律的一部分。法律判斷的倫理要求之一，就是主觀率斷的最小化，法感應該避免這樣的詬病，而在司法理性上重新定位，其方法就是以公益之眼光認識法律的整體與細節，窮究法律語言的特性，結合時代社會的需要，給予法律新的生命力。法感不能也不會取代法律，法感也不代表規則得以任意改變，但法感，植基於公益的法感，作為一種內在驅動力的法感，可以為自己跟法律多開一扇窗，法律即使不是跟著感覺走的思維過程，也不能偏離內在正義的感覺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