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所了解，也許會幫助我們找到擺脫我們在自己周圍創造的幻覺迷宮的出路。這只是「也許」。畢竟認識問題並不表示可以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常涉及「系統性」的改變，不是單一或個別的因素，需要更長的過程。比如，認識到更多的環境科學、地球歷史，並不代表可以立即解決環境問題，可以避免地球所陷的困境。
科學家致力於界定「地球的邊界」，從資源有限的角度，提醒世人節制與預防的重要。然而，環境的危機或許並不是來自自然資源的「短缺」，反而是「過剩」。換言之，在地球因為自然資源短缺而陷入危機之前，人類可能早已因為自然資源過剩所引起的社會與治理問題而崩潰。
因此，在制度改變之前，『人』本身的思想改變是基礎，也是驅動力，更是必須。植根於人類本位的傳統生態觀及其相應的制度，已經到了應該調整的時候。如果不再二分心靈與生態，精神與物質，而是兩者合一，會生出何種圖像？法律會失敗，或許並不是法律本身過於劣質（當然，劣化的法律之危害也是有目共睹），而是無法「一體適用」於自然，將自然劃出權利主體以及「規範秩序」之外，其所造成的誤差，讓法律自始就背負「對物、對自然的差別待遇」的批評。
國際環境公約也是。不考慮每個國家的社會、文化與治理特性，光是以環境或其科學為唯一的標準，雖拉齊了起跑線，卻無法順利跑到終點線。每個國家都有其既定的社會、文化與規範形成歷史，無法就此有所差異考慮的「一體化」國際環境公約（或其他公約），就注定自彈高調，成效不彰，甚至失敗。就此而言，沒有實際田野調查依據的法律制定或條約宣言，單靠「國家外在威嚇」（何況國際法並無強制力），是無法確保法律效力落地的。
此所以當前人類的三重危機：空汙、氣候、生物多樣性，不管是國內或國際，都難以透過法律或條約之生成而奏效──「解決問題」。條約的國家「保留」（不同國情），法律制定時的國會附帶決議（個別考量），均可成為法律適用或條約解釋的參考論述與理由構成要素之一。然而，過度個別化考量是法律客觀要求標準的陷阱，在人心險惡的社會，實力運作詭譎的場域，更是法律的敵人。這種對「人為不確定」的擔憂與恐懼，是注定失敗的法律確定性的防禦對象，是法律永遭詬病的宿命。
如果立法與法律的技術現階段還無法「獨立」解決環境危機，那需要有什麼樣的助力，才能在時間的流動中，發揮作用，靜待有朝一日的翻轉？也許改變個人意識，進而改變根深蒂固的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解方。
ESG的提出，在傳統的永續三角鼎力中，另排出順序，是一個改變意識的契機。法律不能只是反應社會的機制，還必須兼容環境與治理。環境也不再只是物質的表徵，或權利的客體，甚或僅為科學研究的標的，它有如河川、有如風、有如陽光，是影響每個人、每部法律的生態體系，也要注入到法律的血液之中。
認識地球的歷史與環境的變遷，是我們了解自然運作的開始，也為我們融入自然打下知識的基礎。此即，我們並不獨立孤絕於自然之外，法律亦復如此。法律的最大誤判之一，就是以為人可以塑造自然、支配自然、改變自然。物質與人（心）分離成為當代的法律，輕易的以為法律可以掌控自然萬物，能不失敗？
ESG概念的提出，給法律一個重新調整的機會，也為法律的改變鋪墊一條路。在意識上接受環境在前、在心、在法律、在治理之內，是改變法律（而不是改變法律技術而已）的基礎。
說ESG成為改變法律的契機，一點也不為過。自然不是恐懼的象徵，人類也不是只因恐懼才會願意改變。自然既不是洪水猛獸，而絕對不會坐以待斃。ESG對改變人類意識，進而形成新的思想，是正面的。其對立面正是當前的法律體系及深陷其中的各類法律及被法律影響的人。ESG或許是不確定的（目的、方法、過程、結果），卻是一種無可名狀、美好預期的希望。
從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與發展會議迄今，人類所認識的地球已經與過去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認知有了巨大差異，更多人已經意識到社會與治理必須包含環境的考量在內，現在是推動社會與治理如何「鉗入」環境，或者是「與環境相互鉗合」，並且具體提出方案的時刻。或許是基於現實的需要，ESG從環境災難切入，雖有其合理性，但必須切記絕對不僅止於此。
ESG對法律、對人類擺脫困境、尋找出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價值。改變對待環境的認知與態度，包括陽光、空氣、水（河川等），並且將此改變帶進法律體系，從每個制訂法律的過程、討論、異議留存、解釋應用、修訂與調整，作為動態但可確認的目標，跨學科協力共進，或許，一個ESG的美麗新境界（如果不是烏托邦的話）還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