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AI軟體ChatGPT協助資料整理、分析）
一、征服自然的「標幟」
水庫是一種以「人工方式」儲存與調節水資源的設施，通常是透過在河流、溪谷或其他水文系統中建造壩體或攔水構造物，形成一個可控制的蓄水區域。它的功能在於收集雨季或水量豐沛時期的水資源，儲存在指定區域中，以便在乾旱或用水高峰期釋出使用。
水庫的核心組成包括壩體（大壩）、蓄水池區、溢洪道與放水設施等。壩體是阻擋水流、蓄積水量的主要結構，而溢洪道與放水設施則負責調節水庫的出水量，防止超量蓄水造成潰壩危機。
自然界中的湖泊、水塘都是廣義的水庫，但仍無法滿足人類的需求。早在文明發展之始，人類便開始建造水庫。據調查，西元前3千年，約旦首都安曼東北方100公里處的爪哇大壩（Jawa Dam）是最早的水壩，高約9公尺，由50公尺寬的土牆，截阻冬季漫流洪水而成，為黑色沙漠地區（Harrat al-Shamah）的城鎮注入生命力。
全球水庫的數量龐大，根據不同資料庫統計，總數可能超過80萬座，其中大型水壩與水庫，有較詳細資訊。國際間主要以1928年成立，100多個國家參與的世界大壩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rge Dams, ICOLD），針對「從地基最下端到壩頂高度為15公尺或以上的大壩，或高度在5至15公尺之間、蓄水量超過300萬立方公尺」的大壩所進行之統計。而《世界大壩登記冊》已記錄超過6.2萬座大壩。
二、各國水庫定義與登記不一
美國可能是全世界官方紀錄最完整、紀錄最多水壩的國家。30年代小羅斯福新政，將水利設施（大型基礎建設）視為振興方案，大興土木。
多年後，美國陸軍工兵團才依據《國家大壩檢查法》（National Dam Inspection Act, 1972），根據（1）壩高25英尺（7.6公尺）且蓄水量18.5萬立方公尺；（2）無論壩高，蓄水量達61.6萬立方公尺，以及（3）無論大小，潰堤將對下游生命或財產造成潛在威脅者等標準，著手建立《國家水壩清單》（National Inventory of Dams, NID）。
目前美國國家水壩清單有9萬2,429座，每座資料多達70多項。水壩平均建成64年，76%「高危害可能」（一旦潰決，很可能導致下游民眾死亡）的水壩有緊急應變計畫，7成水壩由州管轄、25%為私人所有，僅5%為聯邦事務。總蓄水量約在 1,500億至2,000億立方公尺，而台灣一年總用水量約為165億立方米。
中國水庫數量高於美國，但資訊不透明，主要由1987年成立的「水利部大壩安全管理中心」（原水利部大壩安全監測中心，成立年份不詳）登記管理。
據中國水利統計年鑑等資料，水壩總數可能達9.8萬座。《中國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1991）規範（1）壩高15公尺以上，或蓄水量100萬立方公尺設施；以及（2）壩高15公尺以下、10米以上或者蓄水量100萬立方公尺以下、10萬立方公尺以上，對重要城鎮、交通幹線、重要軍事設施、工礦區安全有潛在危險的大壩。
《水利部水庫大壩註冊登記辦法》（1991）則進一步要求，蓄水量10萬立方公尺以上水庫均須登記，且需定期換證，可能高達94萬座。大大小小水庫，總蓄水容量可能達9,000億立方米，為台灣年用水量的45倍以上。
鄰近亞洲國家日本、南韓也有比較多的水庫，但登記資訊相對難尋。
日本水庫由國土安全省管理，根據1964年（昭和39年）的《河川法》，以及1976年（昭和51年）制定的《河川管理施設等構造令》，管理壩高15公尺以上的構造物。根據日本公法人水壩協會、世界大壩委員會統計，目前約有3,178座水庫，總蓄水量推估為250億立方公尺。
韓國水庫主要由1967年成立之國營韓國水資源公社（K-Water，原大韓水利公社）管理，隸屬環境部，並依據《河川法》管理。世界大壩委員會統計，目前約有1,502座水庫，總蓄水量推估為210億立方公尺。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有一段不算短的軍政府時期（1967~1987），有關韓國水資源公社的法律，直到1987年才頒布《韓國水資源公司法》。
如果從世界大壩委員會數據來看，全球大型水庫數量與排名，依序為中國24,207座、美國10,126座、印度4,488座、日本3,178座、土耳其1,903座，以及韓國1,502座。
至於台灣，經濟部僅公告95座大型水庫，且未說明列管依據，與各國作法顯有落差。
三、易受衝突影響的水庫
美國有著全球最公開、詳細的水庫資料庫。《國家大壩檢查法》不只要求一定規模以上水壩必須登記、納入體系外，還特別就「潰堤」對下游生命或財產造成潛在威脅者進行清查，並要求附上緊急應變計畫。
潰堤、潰壩的潛在風險，可能比想像中更為普遍，更是戰爭與武裝衝突的重點。
例如，二戰期間，英軍「大壩行動」（Operation Chastise, 1943），攻擊德國魯爾河流域的3座主要水壩，造成1,600人死亡。韓戰期間，美軍轟炸托克桑水壩（Toksan Dam, 1953），水淹平壤，造成至少千人死亡（北韓宣稱平民死傷萬人）。俄烏戰爭期間，烏克蘭境內的卡霍夫卡大壩（Kakhovka Dam, 2023）也遭受破壞，第聶伯河下游超過80個城鎮，數十萬人受災，南烏克蘭農業生產停滯。
即使《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1977）第56條，特別規定「核能發電站、水壩與堤防」不得作為攻擊目標。但相對於毀滅性、急遽升高衝突層級的核電廠，與工業、農業生產、民生高度相關的水壩，仍然是首要破壞目標，不因國際法而有所退讓。
四、核電廠比水庫更受保護
水壩沒有聯合國機構統籌管理，但核電廠有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此專門機構，讓核電廠比水壩更有機會受到國際法保護。
雖然，IAEA不具有戰時執法權力，但其持續的監督角色與危機通報機制，強化國際間對核設施安全的外交與道德壓力。若交戰一方攻擊核設施導致國際輻射危機，亦可能構成對《聯合國憲章》所保護之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威脅，使得聯合國安理會具備介入正當性。例如，俄烏戰爭中，現為俄軍所控制，烏克蘭境內、歐洲最大核電廠──札波羅熱核電廠（Zaporizhzhia NPP），迄今仍在IAEA協力下維持穩定。
面對戰區前線、電力中斷、彈道威脅等高風險情境，2022年起，IAEA已派遣技術專家小組進駐札波羅熱核電廠，提供風險評估、即時監控與中立報告（週報或日報），並向全球發布。IAEA 總幹事拉菲爾格羅西（Rafael Grossi）多次親赴前線斡旋，推動建立核設施周邊的「安全保護區」。迄今，核電廠雖有毀損，但並未造成重大且立即之危害。
相對於此，《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1977）第56條所稱，與核能發電設施並列，可能造成重大傷害的「水壩與堤防」，如發生意外動輒百、千人以上傷亡，但其管理維護、防恐保安等課題，國內罕有討論。
五、台灣水庫資訊不透明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本法（水利法）所稱水庫，指水資源利用及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與其附屬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經濟部公告（111年11月11日經授水字第11120215730號）全國水庫共有95座，粗估總蓄水量約為20.5億立方米。
相對於美國、中國、日本、世界大壩委員會對於「應列管」水庫，有具體壩高、蓄水量，或考量對下游生命或財產造成潛在威脅等明確標準，台灣的水庫公告列管則顯得模糊不清，且未考量潰壩對居民造成之影響。
更由於台灣水庫建設甚早，例如，1846年（清道光26年）建成，臺南市新化區的「虎頭埤水庫」是最早且還在使用的水庫；1945年以前，日據時期所興建水庫也有15座迄今仍在運作。也因此，95座水庫興建過程，只有最後一座，2015年完工的湖山水庫，有經過「環境影響評估」、酌予考量環境衝擊與生態，但興建過程仍爭議不斷。
公民團體對於水庫的監督，也多集中在開發前審議過程，但在開發之後，水庫本身的經營、維護，以及另外94座「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前所興建，完全沒有環境評估的水庫，包含日據時代傳承下來的經典設施，就這樣處於一種「環境正義」真空，罕為人所聞問的狀態。各別水庫的狀態、風險評估，難以注意，資訊不透明，更別提在95座水庫之外，大大小小的水堤、蓄水池等設施。
六、水庫法治紊亂，管理分散
事實上，水庫治理機關分散，充滿歷史感、權威感，甚至與地方（政治）利益緊密結合，與論關注也僅止於「缺水」、「搶水」與水權分配等水供給量課題上，對於如何更有效益、更妥善維護，降低水庫致災風險等討論付之闕如。
經濟部公告的95座水庫，其經營維管計畫、現況資訊，難以取得關鍵資訊，多半流於一般性觀光遊憩等訊息介紹。即便經濟部早於2003年訂頒《水利建造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要求管理機關訂定「安全維護手冊」提送經濟部，每5年出具安全評估報告，這類資訊也幾乎沒有公開，網路上也僅有簡要之執行成果經費使用表可供瞭解，形同黑箱作業，頗受詬病。
究其原因，除「不可使知之」的政府傲慢外，可能也與水庫法治欠缺、管理實體過多、規模與經驗不一有關。
溯其歷史，台灣水庫建設與治理，始於清領時期。1947年經濟部水利署成立後，方才逐步接管水庫及水資源管理，但迄今管理權限仍相當分散。
除經濟部水利署，其他管理單位尚包含臺灣自來水公司（管理自來水供應及配水系統，部分水庫供水管理）、臺灣電力公司（針對具有發電功能的水庫，如德基水庫進行維護與運營）、地方政府或水利局處（針對地方型水庫及灌溉系統的管理，如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美濃湖水庫高雄市水利局）、各地農田水利會（現改制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針對農業灌溉水庫，如白河水庫）等等，治理系統龐雜。
台灣水庫管理的法律依據，也相當破碎化，各有不同目的，主要包含管理水資源的基礎法律，規範水庫設立、運作及管理的《水利法》、《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等；保障公共自來水系統的建設與管理，間接涉及水庫供水的《自來水法》；規範水庫及水源地的水質維護，防範污染的《水污染防治法》；將水庫納入災害防救體系，並擬定洪水調度與緊急應變計畫（如潰壩預警）的《災害防救法》，以及規範新建或改建水庫的環境影響評估，確保工程不破壞生態的《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等。
依水利法第49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與相關規則、技術指引是水庫主要安檢與維護管理依據。由於管理單位規模、資本與專業程度不一，所管理之水庫大小差異亦大，所面臨之法規，以及各主管機關著眼點不同，造成水庫治理僅能偏重「水量」管理，而未能普遍照顧到「水質」。也因此1984年「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現為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成立後，全臺再無其他特定區或專責機構管理。更精進水庫治理的統一架構，就此成為奢談。
面對紛雜的水庫管理機構，美國的作法是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下，成立聯邦大壩安全協調委員會（Federal Dam Safet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1979），據以擬制、推動美國全國水壩安全計畫（NDSP）。面對分散的管理與法治，台灣是不是有需要另設專門單位、甚至訂立水庫專法？應該值得討論。
小結：看見水庫治理法治的重要與必要
面對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愈趨常態化，水庫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關注。水庫不僅是水資源調配的關鍵基礎設施，更直接關係糧食安全、防洪減災、能源穩定與生態保育等多重政策領域。
近年來各國紛紛投入資源改善既有水庫結構安全、升級數位監測系統，以及強化社區參與與災害應變能力。例如，日本在福島核災後強化了針對水壩與水庫的地震安全標準，並推動「多目標、多層級」的流域治理模式，以確保極端氣候下供水與防災功能的協同運作。歐盟透過《水框架指令》，要求各會員國將所有水體納入統一監管與風險評估架構中，並結合生態與人文維度進行治理。
台灣的水庫正面臨結構老化、淤積嚴重、管理分散等挑戰。目前興建最早的「虎頭埤水庫」，至今已超過170年的歷史，其他水庫也多有五、六十年歷史，維護需求持續增加。
然而，台灣社會普遍對水庫治理關注不足，常在枯水期才聚焦於水情吃緊，而忽略了日常維護與制度維新的必要性。例如，多由不同單位負責興建、營運與維修，橫向整合困難，缺乏完整的治理機制與透明資訊平台；既有水庫周圍，社區、居民與公民團體多不了解水庫運作之詳情，也無從參與水庫周邊開發、管理與維護，以及風險評估決策等等。
根據水利署「水庫安全評估、安全管理及更新維護改善執行成果」113年度經費使用達9.8億元，以此經費規模，如何應對「濱危」水庫的管理與維護需求？評估之後，有需要改善的事項，又有多少？面對日益緊張的水資源與環境風險，水庫治理不應僅止於清淤與防漏，更應從制度與政策層次展開公共討論，就硬體、軟體、專業、人事、經費等角度集思廣益，才有維繫公共安全，強化氣候韌性防線的可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