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而未顯的高貴情操？
一場罷免亂流中的核三延役公投在8月23日完成，儘管沒有獲得延役所需的票數，但是同意核三延役的票數434萬還是遠遠高於不同意151萬。使得這次不通過得公投民意，仍有些許餘波蕩漾，頗值探討。
台灣的核電爭議中，前經濟部長郭智輝曾坦言，如果取消台電的「敦親睦鄰補助」，恐怕核三廠附近居民將不會同意延役或重啟。這番話透露了一個弔詭現象：政府與居民的互動，早已不是在公共理性與責任承擔上進行，而是以「補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久而久之，居民的「高貴情操」被制度性地貶抑了。支持或反對，不再是基於核能風險、能源轉型或世代責任的深思，而是看補助是否到位。
這不只是能源政策的困境，更是一種民主的隱憂。當補助慣例成為社會共識，公民德性被排擠，民主討論失去了應有的道德高度。換言之，台灣的核電問題，已經不是「安全與否」的辯論，而是「金錢籠絡是否足夠」的算計。
然而，我們是否敢把這種邏輯推展到更大的政治命題？如果「敦親睦鄰補助」能換來對核三廠的默許，那麼「抗中保台」是否也可能被物化為另一種補貼──補助農業、補助青年、補助特定選民群體？當國家存亡與民主價值都可以轉換為利益分配，我們又如何期待公民德性挺身而出？
在民主社會裡，公投與補助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折射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公民德性」。哈佛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曾引用瑞士的核廢料公投為例：當村民純粹基於公共責任投票時，多數人願意承擔設置核廢場的重任；然而一旦政府提出金錢補償，支持率反而驟降。
為什麼？因為金錢的介入，把一個基於責任與榮譽的決定，降格為利益交換。形同市場邏輯侵蝕了高貴情操。這樣的例子，再台灣又會如何發展？
或許我們必須反思：民主的力量，不在於補助能買多少同意，而在於人民願不願意為共同體承擔風險、守護價值。蘭嶼居民拒絕核廢料儲存，即便在高額補償的誘惑下仍堅決反對，正是因為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而是「尊嚴」與「責任」的問題。這樣的抗拒，正是被金錢邏輯壓抑下，仍然殘存的高貴情操。
當前的挑戰是：台灣要如何在能源轉型與地緣威脅的雙重壓力下，恢復並激發公民德性，而不是依賴金錢籠絡？若我們的共同體只能透過利益分配維繫，那麼「核三廠重啟」與「抗中保台」之間，實際上共享著同一種危險：當高貴情操被壓抑殆盡，民主將失去它最深層的靈魂。
瑞士、芬蘭與瑞典的另類經驗
1. 瑞士維爾蘭伯格公投（Wellenberg）與「高貴情操」的典範
瑞士在 1990 年代進行核廢料設施選址公投。
第一次投票：當僅僅以「共同體責任」為理由徵詢時，過半數村民表達同意。此舉體現了「承擔社會風險」的德性行為。
第二次投票：當政府提出金錢補償後，支持率卻大幅下降。桑德爾將此視為「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的最佳案例，證明金錢會削弱乃至取代原有的公民德性。
換言之，當居民被視為「補償的受益者」，而非「公共責任的承擔者」，其行為便不再具有高貴情操，而淪為市場交易。
相較於瑞士與台灣陷入的「補償與反補償」循環，芬蘭與瑞典則展現了另一條路徑：透過長期的信任建構與透明決策，形成「風險承擔」的社會共識。
2. 芬蘭：奧爾基洛托（Olkiluoto）與翁卡洛（Onkalo）深地處置場
芬蘭是世界上第一個正式批准並興建高階核廢料深層地質處置場的國家。翁卡洛處置場自 1980 年代起就展開規劃，歷經三十多年審議，並於 2015 年獲得國會批准。
核廢處理機構 Posiva 透過 科學透明、長期審議與地方參與，建立起「風險共擔」的正當性。補償固然存在，但它並非主要說服手段，而是附屬於 公民責任與信任累積 的結果。
芬蘭的社會脈絡強調「共同承擔未來世代的責任」，因此翁卡洛案例常被視為「代際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的典範。
3. 瑞典：歐斯卡港（Oskarshamn）與延舍平（Forsmark）的選址
瑞典於 1990 年代推動核廢料處置選址時，採取 自願參與模式。候選地區由地方自治體自願提出，經過長期協商與公眾討論，最後在延舍平市的 Forsmark 確定場址。
瑞典強調「地方自治與國家責任並行」：中央保障安全標準，地方則享有參與決策與退出權。這種制度設計避免了單純金錢補償的邏輯，使得最終選址過程在社會上獲得高度接受。學者常指出，瑞典案例顯示「透明、參與、信任」比單純的經濟補償更能維繫公民德性。
與台灣的對照
• 瑞士：補償反而削弱公民責任感。
• 芬蘭、瑞典：透過程序正義與信任建構，補償只是輔助，而非決定性因素。
• 台灣：補助成為唯一合法性基礎，形成制度性依賴，公民德性長期被壓抑。
此對照凸顯出台灣能源治理的核心困境：不是居民「天生自私」，而是政府長期把補助當作主要工具，阻礙了公共討論與公民德性的培養。
抗中保台與金錢邏輯的延伸
若補助邏輯足以主導能源政策，那麼是否也可能滲入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近年「抗中保台」成為台灣社會的核心論述，但政府同時透過大量補助分配來穩定不同群體的支持：農業補貼、青年津貼、基建資源。這種做法固然有其政策功能，但若過度依賴，將使「國家存亡」與「民主價值」的議題同樣淪為市場化的分配遊戲。
若「守護台灣」的正當性最終不是來自公民德性，而是來自「我得到了多少補助」，那麼民主社會所倚仗的共同體精神將難以維繫。此種危險，正是桑德爾所提醒的：當市場邏輯無限擴張，公民德性將逐步凋零。
如何恢復公民德性？
既然問題出在「金錢邏輯」壓抑了台灣居民的高貴情操，那麼我們需要找到恢復公民德性的方法。這並不是要否定補助在某些情境下的必要性，而是要避免它淪為唯一合法性的來源。幾個可能的路徑：
1. 制度設計：從補助到責任分享
政府可以逐步把「敦親睦鄰」的補助轉型為「風險責任基金」，由居民、政府、甚至其他非使用地區共同參與管理。
這樣的制度設計，讓居民不是單純「接受補助」，而是被賦予「風險管理者」的角色。補助轉化為公共責任的共同承擔，而非純粹的籠絡。
2. 公共討論：從利益算計到價值辯論
政府應該以「全國性」的公投或審議民主形式，重新把核電安全、能源轉型與世代責任帶入公共辯論。
在這樣的場域裡，居民不是「收錢者」，而是「公民參與者」。透過討論，彰顯出公共理性的力量。
3. 教育路徑：從被動接受到德性培養
教育可以引導下一代思考：「我願意為共同體承擔什麼？」
不論是能源政策、氣候變遷，甚至「抗中保台」，都需要以「公民德性」為核心，而非僅僅依靠「補助」來換取支持。
結語
瑞士的公投案例提醒我們：金錢並不能買到公民責任，反而可能摧毀它。台灣若長期依賴補助機制，將難以培養真正的公民德性。當「核三廠重啟」與「抗中保台」都被市場化邏輯吸納，民主的靈魂將日漸空洞。
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給多少補助，而在於如何恢復那份被壓抑的高貴情操。這需要制度的巧思、公共討論的深化，以及教育的長遠耕耘。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才能在風險與威脅中，展現出屬於這個世代的勇氣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