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兩條河流的相遇
在今日世界，「法治」二字幾乎是所有政權與國際組織的共同語彙，然而其意涵在不同文化、不同權力結構下，差異甚大。有時它是文明社會的防波堤，有時卻只是權力的修辭工具。
李念祖律師的《法治東西談》與 英國大律師Philippe Sands 的《東西街》（East West Street）分別從國內與國際的視角，追問同一個根本問題——當權力不再自我節制，法律是否還能守住底線？
前者聚焦於國內法治文化，指出真正的法治是「馭權」而非「用法」，必須在憲政制度與政治文化中養成一種「憲政風度」。後者則回溯二戰後國際刑法的起源，展示兩條思想支流——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如何在紐倫堡審判中匯流，並為國際法治奠基。
這兩條河流，一條流經國家內部的權力分配與制衡，一條奔向國際社會對暴行與大規模罪惡的審判。在台灣，兩者的交會尤其湍急——因為外有國際承認的天花板，內有制度文化的斷層。
二、國內法治的思想淵源：《法治東西談》的啟示
1. 東西方法治觀念的分野
李念祖指出，東方傳統的法律觀以「王法」為核心，法律服務於統治權威，權力本身高於法律。從法家的刑名術數到儒家的德治觀，法律並非為制衡君主而設，而是治理與懲罰的工具。
與此對照，西方法治的現代形式可追溯至 1215 年《大憲章》，確立「國王亦須受法約束」的理念；隨後的英國光榮革命與美國憲法，更將「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制度化。這是一種契約型的政治哲學——主權來自人民，法律是限制公權力的工具，而非統治的道具。
2. 憲政風度的核心意涵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憲政風度」不只是禮節，而是一種制度文化。它包含：
• 節制：執政者不以勝選作為逾越憲制界線的藉口；
• 承認：在野者接受制度安排，即使反對，也在憲政框架內行動；
• 平衡：彼此視對方為制度中的必要存在，而非要徹底消滅的敵人。
英美政治史上不乏此例——尼克森在水門事件後辭職，是因為明白繼續抗爭將摧毀制度信任；2010 年英國大選懸峙國會後，工黨和平移交政權給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政府，亦是制度自信的展現。
3. 危機警訊
在缺乏憲政風度的社會，法律雖在，法治實亡：
• 國會多數暴力或程序杯葛使憲政機能停擺；
• 司法淪為政治工具，失去獨立與公信力；
• 公民對制度的忠誠被黨派立場取代，為「我方」護航成為常態。
這種情況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已反覆上演，從委內瑞拉的憲法架空到波蘭的司法改革爭議，都顯示法治一旦被政治極化侵蝕，倒退可能在短短數年內發生。
三、國際法治的思想淵源：《東西街》的故事
1. 兩條國際刑法思想支脈
Philippe Sands 講述兩位出身利沃夫（Lviv）的法學家：
赫什·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主張以「危害人類罪」保護個人的尊嚴與權利，無論其國籍或族群。其思想可追溯至康德的人類尊嚴哲學——個體是目的而非手段。
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提出「種族滅絕罪」概念，強調保護整個群體的存續，防止文化與民族的徹底毀滅，與亞里士多德式的社群保存觀契合。
2. 紐倫堡的交會與張力
紐倫堡審判將這兩種罪名納入國際刑法體系，但並未完全解決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保護個體與保護群體，何者優先？在實踐中，危害人類罪可能忽視群體滅絕的特殊惡性，而種族滅絕罪的舉證門檻又極高，導致司法遲緩甚至無為。
3. 國際法治的脆弱性
國際法的執行依賴國家合作。當強權拒絕承認法院管轄或動用否決權時，國際法治就顯得無力。南海仲裁案中國的拒絕執行、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與部分國際條約，都是現實政治凌駕國際規範的例證。
四、台灣的困境：兩條河流的險峻河道
1. 國內法治的裂縫
歷史遺緒：戒嚴與威權時期的法治經驗，使得部分政治文化仍傾向權力集中。
制度易受干預：監察、檢察、審判體系都曾因政治人事安排而失去獨立性。
公民分化：重大憲政爭議常被簡化為藍綠對決，忽略法治原則本身。
2. 國際法治的局限
承認不足：無法加入聯合國及多數國際司法機構，對國際刑事法院（ICC）與國際法院（ICJ）的參與幾乎為零。
法治形象與現實落差：雖被稱為「亞洲民主典範」，但國內法治爭議頻仍，削弱國際倡議的說服力。
外交孤立下的制度真空：在跨國犯罪、網路攻擊、人權侵害等新興議題上，缺乏制度化的國際合作機制。
五、危機的比較與警示
1. 國內倒退的警鐘
波蘭司法改革削弱法院獨立性、匈牙利以多數為名收編監察機構，顯示制度一旦被政黨壟斷，民主外殼下的法治可能迅速崩塌。台灣若不正視制度脆弱性，並無免疫力。
2. 國際秩序的裂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亭發出逮捕令，但在缺乏強制執行力的情況下，行動空間極為有限。當國際法治被強權選擇性適用，其道德權威也會被侵蝕。
六、其治有方：憲政風度與法治重生
1. 憲政風度的制度化
在台灣，憲政風度不應只靠個人自制，而應透過制度固定下來。重大憲法修正、司法人事任命等關鍵程序，應設計跨黨派門檻，防止多數專制。領袖人物應以行動示範，即使在政治衝突中，也尊重對手的制度權益。
2. 國內的法治韌性
強化司法獨立與透明度，避免監督機構遭政爭操弄。建立憲政教育，使公民理解法治的終極目的在於馭制權力，而非懲治對手。
3. 國際的法治信用
即使缺乏國際承認，也能以高標準的人權與法治實踐，累積「道德資本」。主動加入各種非正式的跨國司法與人權合作平台，並提出印太區域人權法院等長期倡議。
4. 科技與公民監督
運用數據與 AI 偵測權力濫用與人權風險，形成制度化的預警系統。將國際觀察與公民監督結合，減少國內外對台灣法治狀況的資訊落差。
七、結語：匯流與出海
《法治東西談》提醒我們，國內法治的源頭在於馭權文化；《東西街》則告訴我們，當國家失守，國際法治仍可作為最後防線。
台灣的挑戰在於，這兩條河流的交會處水勢險惡——外有國際孤立的高牆，內有政爭撕裂的漩渦。若缺乏憲政風度，法治終將淤塞，成為政治口號而非公共秩序。
唯有承認制度高於政黨、法律高於權力，以節制和真誠守護憲政，台灣才能讓這兩條河流匯聚成不竭的力量，既流向國際，也流向未來——在危機之中，不只是防止沉淪，更是在最黑暗的時刻，開闢通往光明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