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氣候危機的巨大壓力下，各國紛紛祭出「淨零碳排」、「綠色轉型」、「能源自主」等宏大願景。這些口號聽起來無可挑剔，似乎是全人類唯一合理的未來方向。然而，若我們將這些政策的制度邏輯與治理語言仔細拆解，卻可能發現其中潛藏著一種值得警覺的政治陰影——那是一種看似冷靜、理性、技術導向，實則壓制多元與異議的治理邏輯，它不再讓人們選擇，而是要求人們「服從命令」。
這種邏輯，與近年歐美極右思想界所發展出的「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不謀而合。
一、當民主失效成為前提，技術治理就變成命令
黑暗啟蒙，是由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所推動的思想潮流。他主張民主制度已經失靈，普遍平等只是幻覺，真正有效的治理應交由技術官僚、資本與演算法主導。這類思潮雖然極端，但正因為它以「效率」、「秩序」、「專業」為名，才更容易在自由社會中滲透成為常識。
放在氣候與環境治理上，這種思潮表現得格外明顯。舉凡碳權交易、ESG金融、森林碳匯、能源模型……愈來愈多環境決策被「科學模型」與「全球指標」所框限，彷彿只要依照演算法路徑圖走，人類就能安然過渡到淨零未來。
但事實是，這些所謂的「最佳路徑」，經常排除了原住民族、勞工階層、地方居民的實質參與。當「參與」被簡化為「填一份問卷」、「開一場說明會」、「同意我們已經決定的事情」，我們就不再擁有真正的政治選擇權，民主的實質意義也蕩然無存。淨零，不再是一種社會選擇，而是一道治理命令。
二、環境變成數據對象，自然與正義被演算法替代
在這個邏輯下，自然被數據化成碳匯單位、水資源效率、土地最佳利用率；人們的生活與文化關係也被壓縮為「KPI不達標的潛在干擾」。舉例而言，一座森林不是由族人與動植物共同維繫的生命網絡，而是一個「待認證碳匯庫」；一塊濕地不是多樣性的生態避難所，而是一塊「可視情況填平換綠能」的開發用地。
這些做法，與其說是氣候正義的實踐，不如說是技術優化治理的體現。環境政治不再是價值的爭論場，而是演算法效益的演算場。
而這正是黑暗啟蒙的關鍵轉向：不再尋求公共討論與倫理妥協，而是交由不可反駁的數據與自動治理機制，讓技術來接管政治。
三、地方社群與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為「治理障礙」
在許多淨零計畫中，我們愈來愈常見地方抗爭與官方話語的衝突。從風機開發、海岸設施，到高山森林碳權交易，原住民族與在地居民的知識體系與生活權益常被簡化為「溝通成本」或「阻礙政策推進的變數」。
這種治理態度，深刻展現出一種「非人政治」的邏輯：只有能與政府部門、企業、科技專家語言對接的聲音，才是有效聲音；其他人，要嘛被教化，要嘛被消音。
我們常以為這是「效率問題」，但其實這是一種去民主化的環境治理態度，它剝奪的不只是發言權，更是集體重構未來的能力。
四、誰來對抗這種「去政治化的環境未來想像」？
當我們討論氣候變遷與永續轉型，我們不能只談「我們該怎麼做」，更要問：「我們是誰在決定怎麼做？」
黑暗啟蒙的最大陰影不是權力集中，而是語言收編。它不禁止你發聲，但讓你感覺「我說的沒用」；它不取消公共參與，但讓你只是在參與既定劇本的演出；它甚至允許「社會對話」，但這個對話早已排除了真正的政治衝突與價值差異。
這就是環境治理中最危險的轉變：從價值場轉變為操作場，從政治問題變成管理問題，從生態正義的公民辯論場變成風險控制的技術演算場。
結語：為什麼我們仍要「慢」，仍要「吵」？
或許有人會問，在這樣的危機時代，我們是否有時間走民主流程？但我想反問：如果轉型不能是正義的，那它還值得發生嗎？它還應該積極追求嗎？
民主永遠不是最快的，但它是許多人期盼得以保證轉型不犧牲弱勢、轉型不成為壓迫、轉型仍屬於人民的制度設計。這是民主存在的最大價值所在。
面對氣候緊急狀態，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套「形式正確的計畫」，而是能被公開辯論與共同改變的計畫。
這樣的治理，不會是黑暗啟蒙所期望的模樣，而是我們仍願相信人類能選擇比演算法更好的未來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