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複雜問題
複雜問題的表徵
在一般情況下，簡單與複雜之分野或許並不一定很清晰，但是，複雜問題通常是指跨領域、因果關係交織、變化多端、難以預測，甚至連解方也無法一套適用到底的那個或那些問題。
撇開人生的疑難問題，在公共事務的複雜問題討論上，關稅貿易、金融危機、氣候變遷、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都是常見的議題。
從歷史來看，人類的問題不斷翻新，尤其氣候變遷時代，各種變化既快又複雜，甚至影響整個系統，。人類如何在此不確定的世界應對挑戰？是一個大問題。
傳統法律思維強調確定性，不擅應對複雜性，更不講究韌性。愈多不確定，反被視為是對法律愈嚴重的破壞，人為解釋空間更大，秩序更不穩定，離「法」更遠。
如上述，人工智能、地緣政治、氣候變遷、數位治理、關稅與貿易，一個又一個新興問題，挑戰既有的觀念，法律經常瞠乎其後，卻又時而被寄予厚望。
法律的本質屬性確實與複雜問題扞格，通常只能「規制究責於事後」，而無法「預慮規劃於前」。
法律的這種侷限，肇因於法律的傳統理論認為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或者，法律是一種強制命令之類的「假設」（儘管也有其現實的基礎）。此種假設或現實，造成法律及其體系，形成某種定式，不但無法適應複雜問題的成因，更不可能有整套或可控的解決方案。
複雜問題的法律應對
從哲學的層次觀察法律之所以無法或難以應對複雜問題（事實上現代社會的問題，從系統的角度，沒有一個單純的簡單問題，都是複雜問題），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規範來得太遲：法律落後於科技與社會變遷，未能及時因應新的變局；
二、多重利益衝突：法律的立法目的本身以及法律與法律之間的利益衝突，涉及環保、經濟、科技、人權等多方利害關係，法律教育與法律實踐無法教示各方判斷準則，導致衝突無法適時有效化解；
三、模糊造就彈性：法律的剛性規定難以應對複雜問題的不確定變化，亟須引入更具彈性條款，但在傳統法學中，這樣的「不確定概念」卻隱藏行政與司法裁量的風險，法律實踐與理論尚無較好的解決方法；
四、跨領域異根源：協調機制在法律制度當中，居於非訟地位（仲裁、調解、和解），法律人的訓練對於跨領域的交叉問題缺乏訓練，難以協調各領域的不同根源、思維與衝突，容易以法律的單一面向回應跨領域的爭議，造成效果不佳，複雜問題不能或不願進入法律的現象。
上述複雜性問題，通常指涉的是一種多變、動態、非線性、且難以完全預測的系統狀態。現代社會問題（如氣候變遷、數位科技、全球治理）正呈現出高度複雜性。而傳統法律哲學，強調秩序、規範與可預期性，面對複雜性挑戰時，勢必會出現了以下關聯與變化：
一、從確定性轉向不確定性：法律不再被視為一套封閉且固定的命令體系，而是一種在不確定環境中引導行動的動態調適機制；
二、更強調程序正義，藉程序調整實體：程序正義的強化是因為預測結果困難，所以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法律概念必須在各個法律領域（民事、刑事、行政等）貫徹並深化，確保決策過程的公開、公平、可參與，代替單純追求結果，甚至只是簡化結果的正確性（可能還不一定正確）；
三、原則導向的法律（Principle-based Law）興起：在社會高度變動的情境下，剛性規則易於失效且變通不足，但過多裁量，也會喪失法治的初衷，因此，為臻良治，相較於以往，法律更須依賴抽象原則（如比例原則、預警原則、污染者付費、永續原則等）來靈活調整各種條文的內涵以及應變韌性；
四、法律的調適愈趨重要（Adaptive Law）：除上述法律的原則導引外，法律應該被視為一種自我調適系統，必須不斷根據外部變化進行調整與修正，而非一勞永逸，「永矢咸遵」。但這並不是法律自我混亂的藉口，而是一種正義觀的不斷辯證過程；
五、正義觀的變動：在複雜情境中，「正義」被理解為一種追求善治的協商與持續努力的過程，而非靜態的目標，但應該符合多數人可接受的利益，或達成保護必要少數的效果。
總之，複雜性推動法律哲學從尋求「固定答案」轉向重視程序、彈性與持續調整的開放性探索。
法律人與複雜問題
法律是一個傳承與積累的學科，不管是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都各有自己的歷史沿革與文化鋪墊，漸次形成今日的樣貌。台灣是移植型的法律系統，從清朝帝制、日本殖民法制、國民政府戒嚴解嚴、民主化政黨輪替，法律揉合英美與大陸色彩，但一以貫之的是一法一世界，一次解決一個問題，從憲法以降，面對系統挑戰與劇烈變遷的社會，各種辯證思維多侷限於法律本位思考，跨領域的視野與事實調查不足，學校教育以考試為主，社會大眾普遍受到實證法的影響，對於韌性、調適的法律概念不明所以，導致法律不但無法解決複雜問題，還成為複雜問題的成因之一。
面對複雜問題，法律人要如何回應？
一、唯一正解很好，但更多元的方案也允許存在：德沃金式的疑難問題（hard case）或許存在道德倫理的必然解方，但在複雜問題上，各方利益交織的衝突不斷湧現，既是hard case的疑難問題，更可能是無法以一套方案解決的複雜問題，所以，要兼顧正解的可能，以及多元的可能，在複雜問題上，更要尋求「相對利益」的比較，固守單一解方或許是錯誤的，影響是惡劣的，這樣的思考，是法律人面對複雜問題的第一步。
二、法律之外，還要有更多的跨界思維：今日的學科不再是壁壘分明，既會交叉，也會相互作用。法律要面對的，不僅是法律本身的適用問題，還要求索其適用過程所欲解決的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人權等問題。法律人必然不是全能者，卻必須是一個善於溝通的人，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聆聽不同領域專家的意見，儘可能的展開對話，而不是盲從或峻斥。法律人的本領之一是法律的規範性適用，這個本領在當前時代必須奠基在系統思考上（工具已經跳脫百科全書，進入網路搜尋、人工智能）。法律一旦有其系統規範之延伸，距離複雜問題的解決就更近一些。
三、既重視程序，更重視結果：過去審議民主的核心內涵--程序、程序、程序。儘管程序不代表實質，更不一定可以獲得正義，但是，複雜問題的特性之一，既然是不確定且難以掌控，那麼，「參與」及「程序」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實質正義不易尋，程序正義卻可期，只要更多耐心，更多可接受的規則，更多資訊的分享，即使複雜問題尚未解決，但社會穩定及人心信服卻仍可得。然而，在AI時代，當機器人大量取代人類推動立法、行政、司法的同時，如何確保實質正義的實踐，也會成為檢視法律是否有效的必備標準。沒有好的結果的程序，只是聊備一格的形式主義，無法為人們帶來長治久安的共識與合議。
四、複雜問題對法律的啟發是「堅守原則的應對方法的彈性」，不管是民事、刑事或行政，損害賠償制度、刑罰原理、行政罰的要領等等，都應該在原則的指引下，重新加以檢視，賦予更符合應對複雜問題的空間，採用更為靈活與更有效果的方法。換言之，不要拘泥於僵化的條文，而是應該將條文儘量有「原則導向」，立法的「實驗性」要強，司法的裁決也要跟上腳步，不是「倚法賣法」，以法為尊，甚至獨尊法律，那絕對無益於複雜問題的解決，只會貽笑大方，無濟於事。
五、無時或忘法律的倫理性，並具備正義的胸襟：複雜問題幾乎都是攸關幾個世代的問題，不因科技而忘記倫理，不因效益而忘卻正義，是法律人的重要品行，也是無可取代的特徵。
總而言之，在複雜問題的背景下，法律人的角色不應只是法律問題的簡單解題者，而是應該要以成為解決複雜系統的引導者自居。在方法上，從立法、行政到司法，都要更重視「原則引導」對於解決複雜問題的重要性，妥善設計程序及其規則。在態度上，面對複雜問題牽涉的相關領域專業，法律人更應該虛心求索，開展對話，成為促進公共利益的重要窗口，才是新型的法治貢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