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法自民國21年制定公布以來，業經11次修正，民國74年第5次修正後，迄今均為個別條文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則為110年4月20日修正公布第 50及第52 條條文，加重竊取「森林主、副產物」及收受贓物等刑罰。
林務局最近再度檢討現行森林法所面臨問題及其不足處，推動「當前林業發展下我國森林法修正之探討」之委託研究。
今年3月，研究團隊已展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兩場次座談會，針對修法重點之林產業振興、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下之林地合理使用、林業多元發展、原住民自然資源利用共管、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分享、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等重要議題提出討論，預計於今年底彙總提出修法建議。
姑且不論林務局最後是否會提出「修法」的動作，又或者其「修法」之結果是否會跟其他七次加重刑罰修法一般（民34、民61、民74、民87、民104、民105、民110），只是一再加強管制、擴大行政權效果，藉此機會回顧現行森林法本身之問題，仍相當具有價值，特別是在環境治理思維探討上。為此，本會針對本次森林法修法，提出以下觀察、拋磚引玉：
一、 拼裝、四不像，仍未解嚴的森林法
現行森林法從來就不是一部立基於臺灣、為臺灣量身訂做的法律，而是從大陸移植，甚至延續日治時期森林治理觀念的一部怪異法律。森林法始於民國初年，隨國民政府遷台，與日治時代留存下來之林業治理體系結合。在森林國有的基礎下，國民政府遷臺七十餘載，從林業興盛到衰敗，從戒嚴到解嚴，迄今，森林法仍囚籠著臺灣之心，尚未歷經民主洗禮 。
本次「當前林業發展下我國森林法修正之探討」研究，雖包含：林產業振興；國土計畫法實施下之林地合理使用；林業多元發展；原住民自然資源利用共管；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分享；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等六大議題，但並未涉及森林法修法的核心問題－臺灣（人民）怎麼看待森林，及臺灣（人民）需要怎樣的森林法？
討論修法之前，有多少森林法子法沒修？主管機關多少權責未盡？ 現行森林法面對哪樣的問題因此要修法等？此外，現行森林法與多少法律彼此競合？也就是一座山到底被多少法律覆蓋？覆蓋的背景、理由與作法等等，都需要盤點並開誠布公，誠實面對自省，否則一再授權增列子法，或是授予行政機關施行命令之法源、補破網等，如此修法，意義有限。
二、 從國王的森林法到權力節制法
作為一部自然資源管理法規，不管東西方之森林法，多充斥者主權者意志，不思與人民的關係，一再加諸人民負擔與限制，動輒得咎，刑罰加身。但事實上，森林法第3條第2項所稱之森林為「國有」，並不等同於「國家所有」，更不等同於「國家刑罰」，因此，與其強調「國有」，更應彰顯「國家責任」以及自然資源「善良管理人」義務，甚至是以「人民作主」的思維。
長久以來我國立法陋習為「空白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森林法亦同。但如果不能在母法訂立原則，確定林業部門明確角色、職責及權限範圍，如何強化「善良管理人」義務？達到權力節制，立法與行政衡平的原始制度設計？
僅以「工具性法律」來看待森林法，不重視森林作為自然資源主體之地位，不了解森林與未來世代的福祉息息相關，期望透過一次次斷裂式的修法解決「實務」問題，而不探究森林法的靈魂與時代的精神，限制了對森林法的想像與可能性，也失去了思考與探討森林法的機會。
三、 從監管的森林法到權利分享的森林法
為人民上手銬無法建立繁盛的森林。在衛星遙測、地理資訊系統等科技日新月異的情況下，過去繁瑣、以監管為目的之制度設計，應篩選並逐步廢除。
以森林法第39條之森林登記為例，民國34年全文修正森林法以前，並無森林登記制度。在此之前則是要求：「經營林業者，應將其森林所在地名稱、林地面積、竹木種類、林場地圖及施業計劃，呈由地方主管官署彙報主管部。主管部或地方主管官署認為必要時，對於前項施業計劃得指導之」（民26年第41條）。
大陸時期之森林登記制度，是透過施業計畫提交，協助政府了解私有林地概況，加速國土資源調查，是從輔導協助的角色切入。大陸時期私有林面積佔比超過8成（民國3年農商部調查），遠多於國、公有林的背景下，因此有此規範。但臺灣國、公有林面積佔比超過9成，私有林比例不過6.5%，登記目的何在？
森林法第45條之伐採許可亦同，如為私有地，為何需要許可（限制財產權）？監管目的為何？是否可確保林地林用、繼續造林（附造林計畫書不表示確實執行）？森林法通篇充斥著監管（行政成本），但幾乎沒有權利分享制度設計。
四、 從不保安的森林法到重視緩衝區的森林法
森林法第四章為保安林，「保安林」可以說是森林法加強森林管理與發揮公益價值的核心。但保安林的價值與演進，卻很少被重視。
現有保安林共525號，面積約47萬公頃，其中八成保安林沿襲自日據時代。最明顯的例子是，金門縣、連江縣等金馬地區，因不屬於日據時期統治範圍（馬關條約僅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而未劃設保安林；即便光復後臺灣已開始全面性清查保安林，至今金馬地區亦不曾增設保安林（澎湖有保安林），但從外島所需防止風砂、涵養水源等角度，應該劃設才對，可見我們只是理所當然的承襲日據時代的制度，並未思考其對臺灣自然環境治理之意義。
保安林最主要的功用其實是，限制人民並加重刑罰，例如森林法第30條第1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不得於保安林伐採、傷害竹、木、開墾、放牧，或為土、石、草皮、樹根之採取或採掘。只要在保安林內被查報，那怕是被認定破壞、傷害一棵竹木或一片草皮就至少是6萬元以上罰鍰（森林法56-1條），更別提尚有私有保安林約2,470 公頃，保安林內有合法礦場，豈不令人精神錯亂？
國土計畫法之「國土保育區」可否代替保安林制度，值得討論。森林法需要的其實是從原則禁止、高度監管的各類森林，到原則開放之緩衝區設計，最核心不應干擾的森林區域（不管是保安林，或保育核心區或其他名稱）範圍確定即可。具體操作可從森林無路，及一定條件之森林禁止任何形式的道路進入著手。
五、 從獨佔的森林法到全民共享的森林法
林產業振興是一個談了二十年，喊破喉嚨的老議題。但到底振興的林產業，是甚麼樣的林產業。是國公有林地佔九成以上的公營林產業嗎？還是容許委託經營、私有化，甚至是以原住民族為主的林產業？這些根本定位並沒有討論。
組織結構上，從主要承襲日據時代之林班、國有林事業區，到各林區管理處，組織、員額、定位，是否隨之改變？如果森林無路，難以到達，還需要這麼多的巡護嗎？越多不被既有制度限制的問題提出，就越可能找到答案。
森林法因殖民掠奪歷史，森林以國有為原則入法，使臺灣森林為政府所獨佔，但森林法並沒有說明「國有」與達成法律目的之間的關聯性？為什麼「森林以國有為原則」有助於「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讓人一頭霧水，也沒有辦法回應，國有是否為「良治」的核心命題。
「國有」的內涵意義應是，以為未來世代「良治」為前提，處理森林這般的自然資產，而非沉浸於「國有」及其權炳所帶來之優越感，支配自然與周遭人民。
臺灣森林被政府獨佔太久了，面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高度重疊事實，在民國94年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後，不見有所調整、解構。林產業振興的根本問題是經營規模，委託經營、行政契約、OT或是出租等方式，都應納入討論。
六、 重視森林碳匯經營與原住民族角色
就自然資源角度，佔全國面積六成的森林為台灣重要之碳匯，是淨零路徑實現關鍵，永續資源之基礎，也是生物多樣性的基地，需透過森林法予以回應。
但很可惜森林碳匯目前情況是「法律空白」，以至於林業部門不敢想像具有「碳視野」的林業為何。不利氣候時代下森林的整體發展，有必要重新從碳匯角度，思考政府與人民間的「固碳契約」，將林地視為「固碳」基礎建設，以良善的法律設計與制度規畫引導林業進入臺灣淨零排放路徑，成為更重要的固碳貢獻者。
新制度形成當中，原住民族角色不可忽視，因為碳匯包括兩部分，面對過去是累積性的碳匯，面對未來則是逐年增加的碳匯。森林碳匯是具有其歷史責任，依附於土地與人民、原住民族關係密切。
森林法應面對九成國公有林地「從何而來」之嚴肅課題，逐步修正，確立原住民傳統領域之碳地位，發揮其碳角色及碳貢獻，並思考如何從與原住民族共管，到與原住民族共存，並積極發展以原住民族為主體之（碳）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