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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種與外來種：以樹木為例的一個法律視角

樹木本無正邪，端視樹木之環境核心價值

根據辭典定義，拉丁語是中世紀西方科學工作的通用語言，因此西方科學家使用拉丁語來命名生物物種。18世紀瑞典博物學家卡洛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透過創建二項式命名法簡化了這種做法，即透過屬名和種名來識別生物體，這兩個名稱都是拉丁化的單字。

Species的拉丁詞根有外觀、品質的意思。通常可指：種類、類型、形象、外型、景象等。

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及其成員（截至2008年10月共有191個締約方）認識到迫切需要解決外來入侵物種的影響。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h）條規定：「各締約方應盡可能並視情況防止引進、控製或消除那些威脅生態系統、棲地或物種的外來物種」。

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了全球優先事項、指導方針，收集資訊並協助協調針對外來入侵物種的國際行動。

為防範外來入侵種生物影響本土生態環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源頭加強外來生物輸入管理，爰請經濟部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將總計約8,478種動物歸列於53項貨品分類號列並列為管制輸入貨品，自民國111年6月1日生效。

財政部關務署說明，本次公告管制輸入隻動物包含浣熊、埃及聖（睘鳥）、綠鬣蜥、海蟾蜍等8,478種動物，詳細名單公告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之訊息公告。前述管制輸入動物，在未管制輸入前，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須於輸入前取得農委會同意文件，在管制輸入後，除前述同意文件，亦須依貿易法規定，取得貿易局同意文件，方得進口。關務署進一步說明，為配合本次管制措施，海關將加強查驗活體動物，對動物物種有疑義之案件，將送權威機構鑑定，籲請進口人於進口報單貨名欄詳實申報動物之生物學名，以加速審查程序。

臺灣的外來種問題，雖然還沒有像宗教那樣要判斷「正」與「邪」的問題要，但一樣有點複雜，也不完全是法律的化外之地。在宗教上，正邪之辨，必有理性為基礎，必有社會核心價值為依歸，否則宗教與迷信豈不全無分野？換言之，那一套社會共同認可的共同或者主流標準，常會形成判斷宗教是否牴觸社會核心價值的依據，儘管不同國家、地區或有不同標準。

社會價值的核心常會影響宗教正邪之判定，這正是法律所應該扮演的角色。爭議在所難免，但法律絕非自外於宗教、信仰之外。在牴觸社會核心價值之外的宗教與信仰，通常會得到法律的「容忍」，以正視之，不謂為邪。相對於國家、社會，宗教並無超越性，宗教活動牴觸、衝擊社會核心價值，就勢必會受到法律的干預，以矯正回歸社會的核心價值為底蘊。

以此角度觀察本土種與外來種之爭，似乎也應該找到據以判斷的環境核心價值為何。適者生存本為自然，人為干擾若有引起更大危害之虞，是否、如何因應？樹木的核心價值為何？經濟的、非經濟的、固碳的、排碳的、易釀災的、美觀的……，那一種樹木具備的功用，可以成為社會的核心環境價值？是本土與外來樹種的正、邪之辨。

本土思想深深植根於我們生長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伴隨著個人的一生。這種心態不僅受到一個人的知識和教育背景的影響，還受到其國籍的文化特徵的影響。就像孩子從父母那裡繼承了特質一樣，個人也在不知不覺中反映了他們所屬國家的文化特點和社會規範。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國家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旅行的便利性、自由流動和跨文化交流促進了國際聯繫的增強。因此，曾經將我們分開的差異正在縮小，而文化之間的共性也變得越來越明顯。

然而，本土思維仍然是區分個人的重要因素。

從環境超越國界的角度，判斷生態價值雖不免有本土因素的考量，但是否同時也必須有意識地盡量減少本地思維的影響？就文化的融合而言，一旦刻意區別差異，強調本土，通常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生態是否也是如此？不管什麼物種，為了適應環境，都必須訓練、培養一系列技能和深刻的文化意識，方能避免潛在的環境衝突。事實上，所謂「本土思維」通常指的是關於個人的文化與地理起源塑造的認知或感知的框架。所謂本土，通常指的是個人出生時的特定地方，但不侷限於一個狹隘的家庭或社區，也可以泛指一整個群體與特殊地緣的全部。

不管是社群理論或個人主義，都不會否認本土與個人的強烈連結，意味著特定地方的傳統與文化，對個人的影響甚巨。這兩個定義都強調了這樣一個概念，即出生在特定地點的個人深受該地區傳統和文化規範的影響。但是，這樣的認同如果導出排斥外來群體的狹隘地域觀念，或訴諸政治干預，通常會肇至悲劇之產生。

因此，本土的概念雖然對個人或群體之認同不可或缺，但應該兼具多重功能，既可凝聚社會團結，也可促進交流與和平。國家的形象與本土結合，以及國際愈來愈多的價值共識，共同建構切合多元共融的群體，是新型國家概念所歡迎的。換言之，既可以是好國民，更可以是好的地球公民。「民族國家」不一定要帶來狹隘的封閉思想，也不應該形成閉鎖的政策。這樣的觀念，在討論本土種與外來種的時候，也可以援用。

理論上，網路科技的發達以及交通的便利，讓人們可以更快速、更輕鬆、更自由的接觸各種資訊、到達各個不同的遠方。因此，儘管人們來自不同的國家與社會，但會透過與其他群體的互動和態度，定義彼此的身分。在此同時，人們彼此的看法也反映彼此自己的身分。就此而言，本土的思維影響愈趨微弱，共融思想更有助於共性的塑造。本土思維是個體獨一無二的基礎，畢竟每個人出生地方不同，「秉性」容有差異，就自然環境而言，亦復如此。

臺灣的本土與外來種之辨

近年來，臺灣意識抬頭，在政治與文化事務上，多有創新之舉。相應的，在樹木物種上，也強調本土與外來之別，以本土之適應深且固，不容外來種侵奪或佔據等等。此股風潮，常導致社會誤解本土種與外來種截然有別，本土必優，外來必劣等等。然而，本土思維雖然通常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無意識的，但總在關鍵時刻浮出水面，尤其是在涉及文化禁忌或敏感話題時，作為詮解己見或辨別敵我的依據。只要面對文化規範相衝突的議題，非本土或強調外來總會讓一部分人感到不適。問題是：這樣的文化衝突觀，是否必須或應該延伸到生態環境領域？能否激發出臺灣的自然環境核心價值觀？可能才是重點所在。

如果全球視野象徵知識上的全觀能力，那麼，本土思維可謂為正當防禦的一種本能。不管是科學或人文，雖然應該採用「全球」觀點，而不能侷限在「本土視角」，但是，這樣的全球與在地的轉換，不可否認會遇到每個人的文化素養、價值觀念、甚至各個不同的行為舉止上，都可能會帶來細微差異的結果。即使對於環境的決策者、甚或學術與實務的從業者，這樣的價值轉換如何均衡運行，有助形成好的決策與教學，都會是一個重大挑戰。

論者對於臺灣的種樹問題分析較為駁雜，因為森林多為國有，且育種多有國家規劃，因此種樹問題常指涉植哉錯誤，包括綠美化採「移植」非種植「幼苗」，行道樹被水泥包圍、樹穴無法伸展，樹木修剪時機(應是秋冬樹木休息期，不是春夏生長期及斷頭式修剪等，確是問題所在，也為人所知。

不過這些都是「技術」性，相關法規也有規範，例如建築法中建蔽率，另外綠美化、景觀等也有「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綠美化工程有「景觀及綠美化工程自主檢核事項表」等依據，只是臺灣的問題就是有法規但無法確實落實。如能依法規確實執行、稽查、審核，上述問題應該會有很大改善。

上述「技術」性問題有的是可以在工程上做改善的。如人行道工程與行道樹綠化景觀分開招標，各司其職。現行行道樹採「移植」方式，主要是因種植「幼苗」成長期較慢，景觀不雅，而「移植」又常造成樹木存活率不佳，加上吳晟所說工程保固期只有一年，廠商一年後即無責任。是否可採種植「幼苗」及「移植」占比方式，同時人行道工程與行道樹綠美化分開招標，則參考現行林務局造林標案以三年為期方式，應可改善上述現象。

行道樹的適合樹種（排除淺根性樹種等），植穴範圍及土質等，也可做出一個規範以利遵循。

至於樹權不明，政府各級機關事權不統一，可能是更深層的種樹政策問題。以新加坡為例，進行行政大改革、組成專門委員會，牽涉甚廣，新加坡畢竟是「城市」，臺北市等六都或許可借鏡，全國比照是否合宜仍待商榷。

有關外來種的意見

依據「沉默的花樹─臺灣的外來景觀植物」一書，作者李瑞宗於「林業研究專訊」的側記文章，所謂的「外來種」指的是1896年日據時代引進臺灣的植物。在此之前臺灣是沒有原生樹種的紀錄（或文獻），人們通常所說的臺灣原生樹種有可能是明鄭後大陸移民所帶來的。常被論及的黑板樹、小葉欖仁、落羽松等，都是造成危害的外來種（落羽松甚至沒有太大的危害）。但這樣的印象可能的邏輯問題是「只看到危害的外來種的缺點」，「原生種只說優點，不談缺點」，有「以偏概全」之誤。

以李瑞宗書中所指1896年後引進的「外來種」，查全臺各縣市的「市樹市花」，包括高雄縣大葉桃花心木、新北市琉球松、臺南市鳳凰木、新竹縣濕地松、嘉義市豔紫荊等，都是「外來種，可見外來種也全非都有問題。

根據2021年《林業研究季刊》中統整了2000年後臺灣地區都市林行道、校園、公園及其他綠地使用樹種的文獻資料，發現在物種數方面，外來樹種（64％）高於臺灣原生者（36％）；若比較兩者的株數，外來與原生樹種的株數比例為6：4，顯示臺灣都市林栽植的物種數及株數都是以外來種樹木居多。

文獻中也計算臺北市的外來種行道樹，株數較多的前五種分別為白千層、黑板樹、小葉欖仁、大花紫薇、木棉（Bombax ceiba）；臺中市的行道樹，外來種樹木株樹較多者為黑板樹、小葉欖仁、印度紫檀、烏（木臼）、阿勃勒。
值得一提的是，黑板樹與小葉欖仁目前除了種植於這兩個直轄市外，在全臺各地都市林都廣為栽植，多年來一直都是景觀業界的主力樹種。（引自郭耀綸教授）

一般人應該都會同意，「樹木無罪、樹木何辜」，根本問題是有沒有適地適種。

慎重選擇樹種，如何了解樹木特性？怎樣的空間和環境，適合種植什麼樹？等等是既普通又實際的問題。換言之，問題不在「外來種」、「臺灣原生樹種」，問題在是否「適地適種」，外來種如能適應臺灣環境條件，沒有造成環境影響，時間一久，也會成為「臺灣原生樹種」。

本土思維和文化意識的複雜交織方式，為更廣泛的本土與外來物種之辨提供參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物種如何在國際環境中應對挑戰，法律能否提供更多解決的方法，拭目以待。

『森林以外之樹木普查方法及受保護樹木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森林以外之群生竹木、行道樹或單株樹木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並公告者，為受保護樹木：

一、樹齡達一百年以上。
二、離地一點三公尺處（以下簡稱胸高），闊葉樹之樹幹胸高直徑達一點五公尺以上或胸高樹圍達四點七公尺以上；針葉樹之樹幹胸高直徑達零點七五公尺以上或胸高樹圍達二點四公尺以上。
三、樹冠投影面積達四百平方公尺以上。
四、樹木生育地，形成具生物多樣性豐富之生態環境。
五、為區域具地理上代表性樹木。
六、具重大美學欣賞價值之景觀。
七、與當地居民生活、情感、祭祀、民俗或信仰具有重大連結性。
八、與重大歷史事件具有關聯性。
九、具有人文、科學研究及自然教育價值。
十、當地居民之共同記憶場域。
十一、具有其他重要意義。

受保護樹木並未以本土外來作為區分，可謂公允。如何確保樹木的核心價值，包括生態、物種多樣性考慮、文化、居民情感、人文科學與自然教育、乃至共同記憶等環境價值，才是真正重要的。法律也應該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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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鄭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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