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用來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甚至自然環境的，怎麼會這些寶貴的基本權利與自然資源反而會被法律傷害呢？
從社會學的角度，法律是藉由調節各種破壞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使社會得以適應，穩健發展。一旦法律失去這個功能，那麼，社會的韌性就會受到影響，紛爭愈烈，無法和諧。
作為執法、釋法的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是最可能傷害人民的兩個機關。當然，如果立法品質過於粗糙，那麼影響的就不只是一時、一地、一人這樣的不幸而已。這種負面衝擊，經常會造成致命的傷害。
行政機關的日趨世俗化、黨派化（政治化）或許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有官必僚，英文Bureaucracy，中文譯為官僚文化，是政治的必然，韋伯以科層體制視之，作為現代治理的理性與效率的展現。儘管許多打破官僚體制的措施頗引人注目，例如私有化、外包、市場化等，分別適用在不同層級，中央或地方，都是為了緩解這種結構性的僵化所提出的方案。
官僚體制既是維繫社會的必要之惡，卻又不可能消失。在民主法治的社會，被期待發揮作用的「法律」，也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因為，官僚結構愈來愈向現實政治傾斜，愈來愈跟政黨利益與商業利益靠近，相應的法律、法規、法令，乃至建構不易的官場倫理，開始不合理的迴護特定政治利益、迎合特定商業思維，甚至以自然資源為代價，此時的官僚科層，就已經淪為政治與商業的附庸，使人民的利益成為無法到來的遙遠未來。與此同時，一併淪喪的還有科層組織的專業及其倫理，甚至原本神聖的尊嚴也一併剝奪了。
法律在官僚組織的運用下，對未來產生負面作用，成為選擇性的偏好。英國脫歐之前，大量的不法資金投入社群廣告（網軍），影響了英國的民主。同樣的劇情，在不同國家不斷上演，而且每況愈下，成為民主的絆腳石。
儘管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不斷的變化、快速的變化，將是未來社會的主要特徵，要嘛擁抱，要嘛退出。不接受變化的人，無法得到獎賞。這是政治不斷發出的訊號，也是國家治理的顯著改變。這種改變與法律碰撞之後，已然影響法律的功能與假設。
社會學家以為的法律制度作為社會免疫機制的功能，是不是也面臨因為體制的迅速轉變，而無法產生抗體，法律不再能夠發出警報，也就失去化解衝突，形成免疫的體質。
官僚體制原本也是作為社會免疫系統的重要成員，如今也跟著政治、法律一起，淪為政商合體利益的共犯。那些中高層官員的「唯上是從」的嘴臉，中低階官員的有樣學樣，只會愈來愈甚。於是，退場者愈來愈多，原本是社會公信的科層專業體制瓦解，絕非社會之福。
官僚體制運用甚多的各式各樣「專業委員會」，在欠缺專業與倫理的監督下，漸成附庸，輕者無力抗衡來自機關的多數，重者與機關沆瀣一氣，凌虐專業良知，使法律進一步弱化，專業成為空談，「官」（基層公務人員）不聊生。
令人擔憂的是：官僚制度對於法律的中立性偏失一旦更加政治化，不但民粹更易滋生，法律的免疫功能也必然遭到新的病毒的攻擊，甚至一蹶不振。
新的政治語彙、潛能，以各種新的名詞、群體、信任、認同，透過網路、遊戲、創新實驗之名，致力於實現新的政治目標，揚棄舊的、保守的、反動的事物，包括官僚、法律等。類此新型之官僚文化擴及一般的司法機關，司法化不是獨立的表徵，而是另一種政治傾向合法化的幫凶，選邊站而已。傳統司法得以防腐的預期不再得以實現，社會的體質愈加脆弱。
能不被來自行政與司法的法律傷害的，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