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投降主義及憲法主義
倡議之外的隱憂
最近「不投降承諾書」在媒體上得到不少關注，雖然掀起的波瀾不大，但好似一股隱流，沖洗著譟動不安的心靈，什麼時候會變成檢視忠誠與否的大纛？亦頗堪憂。
不投降承諾書是民間團體發起的倡議，就像其他各式各樣的倡議一樣，在代議民主不彰的年代，每在選舉時，總會浮上檯面，倡議難以成真，選後一切又回歸從前，「一切照舊」。按理，這類倡議鮮少成為政治議程的一部分，除非張力到達類似公投或法案的程度，否則見怪不怪，就是民主的多元意見常態。
談論不投降承諾書的背景，就不得不觸及當前台灣法治的紊亂與憲法最高性的淪喪，這是令人不安的發展，也是民主體制下，法治退位的不祥徵兆。
所謂投降主義，維基百科上的說明，是指衝突和糾紛中，無原則地放棄己方集團的利益，向敵對集團沒有底線地遷就與妥協，放棄與敵對集團進行鬥爭的主張和思想。投降主義和一般尋求接觸和談判解決糾紛的妥協主義的區別在於，妥協政策設置了妥協的底線，即核心利益，而投降主義可以無條件的承諾敵對集團的要求，以避免對敵對集團發生激烈鬥爭。
這裡有許多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敵』、『無原則』、『放棄』、『無底線的遷就與妥協』『談判』、『鬥爭』、『主張』、『核心利益』等。
其實，投降的語意分歧，涉及的範圍甚廣。作為名詞，投降可能是一種正式的文書，割讓、捨棄特定領土、權利、利益等；作為動詞，投降更為多義，可能指涉意志的消極（沉）、軍事與政治上的臣服、放棄佔領與管領的主張、削弱或中（終）止原有的訴求、從抵抗到接受、從否定到肯定等。
憲法最高性的淪喪
憲法第38條規定：總統依本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憲法第63條也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宣戰與媾和之權力專屬總統，且須經立法院審議。宣戰固不待言，媾和者，依照國語辭典的解釋，是指交戰雙方達成和議，停止戰爭。亦即，先有戰爭，後有和議。
台灣的現狀廣為周知的是，我們從日據（治）、國民政府遷台、兩岸軍事對峙、台灣宣佈戒嚴、解除戒嚴、民主憲政在台灣落實、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中國世界工廠、和平崛起、美中對抗、台灣從九二共識到一邊一國，俄烏戰爭、歐洲能源危機、美國兩黨政治惡化，所有環繞在台灣周遭的情勢都還在發展。
解除戒嚴即為回歸「正常法治」，而法治之最高者為憲法。解嚴後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謂：『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這是現行憲法的明文意旨，嚴格講，所謂「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究何所指？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情勢判斷，但方向是明確的。
也因此，在不投降承諾書成為選舉的識別標誌時，就有人另提「不台獨承諾書」以為反制，一來一往，其實反應的正是面對憲法的不同態度與立場，以及對於憲法的不同判斷與解讀所致的結果。
儘管理性也可能帶來暴力與極權，但作為法治規範層級最高位階的憲法無法正解台灣當前的處境，諸如所謂海峽中線是不是領土邊界？中共軍機跨越中線是不是領土侵略？在台灣周邊軍演是不是一種宣戰？無人機在外島出沒是屬於什麼樣的行動？等等新興的議題，以及既有的兩岸經貿與民間交流秩序在法治上的意義與價值，都無法在憲法的共識下及時獲得昭公信的判斷與解讀，上述讓人焦躁不定的浮動，充滿危險性，也將會繼續干擾並影響各方的反應與對策。
不投降承諾書的倡議，或認為中華民國為名的憲法不足以代表當前的民意，希望以新憲取而代之。在此之前，揭櫫國家統一的現行憲法事實凍結，成為另類的非憲體制，也是另類的回歸特殊體制，無戒嚴令形式的思想框限，以一人、一黨、一族群之判準為依歸。
著重解嚴後的憲政秩序與憲法及其增修條文文本的，會以為在總統尚未宣戰、立法院尚未形成宣戰案的決議之前，台灣是以「國家統一」為方向，且以「中華民國」為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另一個中國彼此競合。事實上，為因應憲法所定的兩岸關係，作為相互不隸屬的兩個治權區域，政府制訂「兩岸『真正名稱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明言：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中國大陸在這樣的法治背景下，也相應的服膺現實，一定程度的承認分治的事實。
駐日代表、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就曾主張以「憲法一中」作為論述，且認為「不尊重憲法，台灣社會就無法進步」。
不投降與遵守憲法本無矛盾
究其實，「不投降」與「遵守憲法」本質上本無矛盾，遵守憲法，就沒有投降問題；遵守憲法，就有機會促進和平，這樣彼此相容的概念與作為，卻在其他因素的介入下，成為對立的兩端，而抹除了共同的基礎，那就是有法治最高性的憲法在國家的方向上遭到擱置。不投降從民心，遵守憲法從體制，民心與體制是一體的兩面，只有在法治的前提下（即使是因應特殊情況的非常時期或戰爭時期），民意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在正常的民主環境下加以形塑，才能最大限度的團結所有人民，成為國家應對不同形勢挑戰的堅定後盾。
不投降承諾的定性似在於政治的辨識，面對「強敵」之「惡意」與「惡行」，展現對於台灣的忠誠，甚至以死士形象塑造堅貞，即便如此，顯然亦無必要捨棄「憲法基礎與共識」。甚且，如果多數人不在意憲法，不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為處理兩岸人民民、刑、商事、行政等事務的依據，兩岸之間即無交流之準則與糾紛解決的機制。除了政治與軍事的動員之外，兩岸經貿以及人民之間的互動密實而穩固，法治的需求更甚於其他，這對於兩岸的政府與百姓而言，可謂殊途同歸。
如果在台灣的憲政秩序，包括政黨競爭與民主選舉，都沒有憲法作為最高的規範指引，那麼社會的破毀就將成為必然，遑論因應真正挑釁與戰事的來臨。
在憲法下的宣戰與媾和是國家的急迫且特殊處境，憲法授權總統為其決定。在此之前的內部凝聚，尤其是兩岸分治之現實下，更需要總統審視客觀形勢，依循憲法的引導，化解歧見，異中求同，使台灣不同意見的各界，在面對各種不確定的國內外因素的衝擊時，得以團結在最大的內部共識之下，克服橫亙在眼前的各種迫切危機。中共軍演以來，只見政黨撕裂依舊，未聞政黨會商尋求共識，豈不讓人擔憂？不投降承諾書或者不台獨承諾書之類的倡議，就是相互辯證的過程，如果循著憲法的光走去，或許還是可以找到簡單而深刻的智慧，利人民，保生存，也或許可以更加自我節制與寬容，化解諸多擺在眼前的暴戾之氣與光怪陸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