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的多義性及法律的不確定回應
自然先於宗教。人與神連結，產生了宗教。那，有沒有無神的宗教？
立足於今日，每個人關於生命及其相應責任的深層信仰（確信）應被尊重，法律上也是一項基本權利，為憲法所保障。至於這樣的深層信仰（確信）是否源自於神，在財政與政策上，政府都必須站在「中立」（既不傾向也不排斥）的立場。在人的基本權利上，不分軒輊，亦無高低，包括信仰的自由或宗教的自由。政府的中立立場是建立在尊重每個人的深層信仰上，而不是毫無原則的允許這樣的信仰超越國家制度之上，例如主張宗教（或非宗教）信仰而免稅。如果國家的法律有這樣傾斜反而是違反平等原則而有愧於宗教（信仰）自由的。
同樣需要辯證的是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過去在一些極端的資本主義、財產權自由的論述下，國家是「節制」、「約束」的主要對象，要不就轉嫁給人民，說是「全民皆有責」，不管是哪個公共事務。企業好像除了繳稅之外，活像脫韁野馬，不管是人權、環境、原住民、氣候變遷，好像都很難「相繩」於企業。
「環境」好像是多義字，在不同地方、對不同的人，有不一樣的意涵。商人關心「政治與法律」的「環境」；政客擔心「經濟」「環境」；城市的人擔心「社會」「環境」，罪犯擔心「執法」的「環境」，污染者害怕的是「規制（訓）的環境」；一個「環境」，多重表述，預示了難以一致的矛盾。就如同「自然」，不管是否受到注意，自然不僅早於人類，且兼具複雜與變化的特徵，隨著概念與經驗之演變而有不同。自然與環境正因其大，故必有差異，可容差異，也容有差異，且每個人感知之不同，不影響自然與環境作為環顧所有人之「整體」。此一整體觀的形成，不影響認知自然或環境受到人類行為影響之劇烈情況，而有改變之呼聲與制度需求。相對於城市與鄉村的差異，人們反對的是那種將土地當作純粹的商品，與自然完全脫節的機制；一旦城市土地與社區緊密連結，豪宅也要社區服務，那麼城市之認同感與崇敬感就有機會逐漸累積。
問題是：這樣的「新型生態意識」有可能在城市實現嗎？不是以「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城市，其衡量之標準又是如何？所需的「環境」是什麼？其生產與消費能有什麼不同於以貨幣、以勞動為交換價值計算之體系？這樣的城市不可能寄望於「企業」、「富有」階級，那能轉而寄託於政府或一般人民嗎？或者，兩者之間有任何過渡嗎？比如說，不那麼「生態中心」的「傾向環境」的政策與消費？「價值」的改變是一個關鍵，而改變之過程離不開教育，改變的最佳途徑是藉由法律，不管是舊的法律的新解釋，或者是，制定新的法律，適應新的時代。
環境的多義性，預示了回應的多樣性，良窳與否，繫於一種覺知，這種覺知，又有環環相扣的各種制度與演進，這樣的複雜性與循環性，也可以理解為環境多義性的框架，充滿不確定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