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與財產權（一）
保護環境之障礙
如果說「環境權」（不管是個體或集體的概念）有任何障礙的話，那麼植基於洛克理論、堅如磐石的資本主義財產權概念應該是一道無法穿越的牆。
近代國家之建立，以「主權」（不管這個主是指皇帝、封建貴族、國王、軍事領袖或比較抽象的人民）為『王』，成為不可或缺的概念支柱。在主權觀念下，一國得在其「境內」行使不受干擾、絕對的支配權利，尤其是對自然資源。「環境」的跨國特性及其治理非但牴觸主權的核心，在國內法上環境也常因為與「自然資源」之客體地位重疊，而成為傳統法律的化外之地，無法在法律上得到更為平等堅實的保護。
保護環境，必然會與「財產」的絕對支配地位有所衝突，不論財產之屬性是公或私。而環境權之內涵在公與私之間會有很不一樣的對應方法，是當前法律系統尚未加以調和的。財產之為公有（國家、各級政府、公法人等），其環境意識以及環境政策應以何種法律原則與思維加以對應？在既有法律體系內，似乎無法得出正解。財產若為私有，則基於環境的相鄰關係、公用徵收以及企業投資等問題，雖可以既有法回應，但環境因素如何扮演角色？科學又起什麼作用？對於因果的判斷是不是有不同於一般侵權的法則？都有實證法的困難。一般環境規制就此也顯得捉襟見肘，成效有限。
財產權雖非絕對，但也不能輕易剝奪，影響人民的賴以維生與發展的基本權利。財產與環境的關係愈趨密切，關於住家的環境條件，法律介入的範圍至少包括蓄水、採光、通風，如果是公寓大廈，更要處理住戶的民主決策機制，就此，環境又有什麼樣的功能？而這些環境因素，除了行政法規（建築許可、都市計畫設計審議、公寓大廈機制、違章建築等），既有的民法相鄰關係或者各種所有權表徵與內涵，是否可以並用？如何並用？換言之，公法與私法截然劃分的司法審判制度就環境議題常會有所齟齬，甚至製造內在矛盾，而無法更好的嫁接環境與人的關係，導致環境問題有所惡化與退化。存在於主權之內的公共信託理念，不分公法與私法，是不是可以成為貫穿這道牆的重要基礎？
洛克打造、美國實踐的財產權制度，從絕對到相對、從私人到公益，轉變中的私人財產權性質實與洛克當年的想像差距甚遠，甚至已經退位。個別財產權在國家的介入下雖難以絕對化，但卻有更大的變形，那就是以公司之名的財產擴張，包括信託化、證券化、非營利化等手段推波助瀾，「財產權」更形成集體的概念，與國家角色相對立。節制財產權變形擴張之國家作為，最顯著者大概是以環境為名之治理，包括為環境公益所為之徵收及其補償，各種規劃所限制的開發與利用等，那個洛克想像中應該得到絕對保護的財產型態正在變形之中。或許從王權手中脫離釋放的財產權，自始自終都是有其限制的。普天之下皆王土的「主權」觀念不變，財產權就不可能無限擴大，進而威脅主權。或許正因如此，洛克才要做大「財產權」之概念及範圍。在主權觀念下，共有物或公益等概念不斷成為限制財產權的利器，這到底是不是某種王權思想的復辟？恐有思辨餘地。
不一定是為了復甦洛克的「絕對財產觀」，即使是以環境公益之名所為的財產權調整（限制）或禁止（徵收之類），必須深化其更高之內涵，甚至成為新的規範，否則另一種形式的王權復辟，恐已到來。
談公益之再定義是一種對於財產權的深刻反省。現代國家之興起必須借助主權 之觀念，那個享有最高自治及權力，並免於外部干擾與控制的概念。絕對主權觀底下的法律體系（憲法以降皆是）事實上是一種都是「形式法」，是構成主權意志與疆域界線的體現。不承認這樣的主權觀，等同於不認可國際法的前提，脫離國際法的舊秩序。問題是，新秩序尚未形成，新秩序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
主權觀念自始有其矛盾，對外絕對排斥其他干擾（不管什麼名義），對內又享有最高地位，這樣的觀念簡直就是皇權、王權的現代化而已，本質沒變。因此，與其說主權享有最高性，還不如理解主權是關於自然資源的權利與義務平衡的象徵。
環境與財產權的公、私之辨
財產不是正式的法律名詞，而是一個統稱。依照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包括供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金額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仍依有關規定辦理。可知，對國家而言，財產跟物品並列，通常是指具有經濟價值的物質財富。而私人的財產在法律上則有動產、不動產以及無形資產（智慧財產）等。
財產的觀念是先國家而存在的，是人類所建立的一套區分彼此對物支配管領程度的概念組成，由法律進行保障的制度，有其固有的思想脈絡，卻也經常處於變動之中。
財產的基礎繫於各種關係的建立，是一般人據以維持生計，圖謀發展所必要；財產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擴張並穩固的重要基礎，更是社會穩定與否的關鍵指標之一。
財產固然深具歷史色彩，其公私之辨，更是觸動法律與政治的神經。財產之公，可溯自人類受自自然所得之恩賜，雖分予不同之人，如何分得正，即為此「恩」有其『公』（共）之特性所在。既已分配於個人之財產，成為「私」人之物，賦予其排他之權利，就成為所有權、用益權等之根源。
作為公之財產，其法律上的權義，與作為私之財產的法律上權義，顯有差別。究其原因，即在於財產之於私到底在何種程度上會與「公」（共）交界？牴觸？而需要法律進行調整？私有財產的「排他」性，是否得「排除公共性」？若否，則排他之範圍及其理由，就是確保私有財產的核心。換言之，財產既有本質上的公與私的區別，則其界限恐無法單一劃定，而必須根據社會的公私之辨的變化而有所機動對應。法律在此過程中就是扮演這樣的調整的角色。
大法官釋字第714號提供了一個判斷公私疆界的論述，以「環境公益」為由，破除關於土地買賣的信賴原則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賦予土地所有人及管理人整治土壤污染的責任。但，僅以「環境」、「公益」之名，是否就足以開啟解決財產的公私區辨大門？恐非易事。在概念上，財產之內涵仍必須加以深究，使足以破除這個缺口。土地固然「不動」，但並因此就「完全排他」，端視其「管理」及「影響」是否不利公共利益而定。若此，則土地不也像其他「無形財產」，當其管理或影響超脫個人範疇，而有害公益，不管是否涉及環境，其排他性即有限縮之必要。從環境立場出發，所謂財產，不管行使的是哪一種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權、擔保物權、管理權等，一旦「直接侵害」他人之權利，或者「間接影響」公眾之利益（維持山川水流之類），此之私有財產就應退居其次，而有限縮。
還有一種視野也是環境所需要的，亦即，財產的排他性在公有地（動產或不動產）的「公共所有（產權）」之前也應該退位，以確保政治上的正當性，不致於發生「以私害公」的不利政治問題，確保更多數人的自由。如此解釋財產權之意涵，就賦予財產的多元性，使財產於社會變遷中更具有韌性。
以財產權為絕對之主張難以在氣候急刻的此刻堅守。「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這個不爭的事實雖然無法推導出一個「地球權」，也就是集體的地球財產權。但是，地球這個象徵超越國界與種族的「概念」（也是個實體），卻是先於「財產」而存在，必有其作用，尤其是在法律上。
因為國家的主權作用，財產的「法定性」似乎是一個必然的前提，但「法定性」卻無法解決財產的「公私之界」的問題。所謂排他，是在法律的範圍內的排除權力，不以占有為前提。在國家之下，占有這個事實行為對於財產的形成與否，愈來愈無舉足輕重的地位。顯然，財產雖有其物質基礎，但卻更趨向一種概念性的存在。而這個概念有其與周遭事物交互影響的作用，故時有變化。因此，與其說財產有其「固有」的所有權，還不如視財產為一種暫時性的使用權，得以交易。換言之，財產的排他性具體表現在其公、私之界限是否清晰，而這正是「環境法」與民法或其他民事法所需要釐清之所在。財產的權利屬性，包括排他性並不產生任何「絕對」的效力，這是因為環境不可為任何個人、企業、國家所「私」有，即使是短暫的占有、使用，也不意味因為財產的概念而得以獨享環境（包括美景、山、川、峽谷、草原等）。財產的物質基礎，土地及其地上物，與周遭環境成為一體，故財產之外有環境的因素，不管是否曾經作價，成為財產的公、私之界，需要法律做出判斷。認為財產，特別是私有財產具有「絕對性」的理論，是無法証立的。環境意識及制度會進一步弱化財產權的絕對觀，從皇權與王權解放而來的現代財產概念，在環境以共有物、公益、主權、信託等概念的衝擊與緩解下，轉型到更多樣的財產視角，既可舒緩公、私之衝突，也可建立更為公平的資源使用社會。再怎麼絕對的私有財產也不能脫離環境而單獨存在，如果連同「環境」也成為財產的概念範圍，甚至成為「交易標的」，那麼，作為財產概念的環境豈不更加支離破碎？更加無法作為一個整體而透過不同政府體制給予相應的保護？財產需要保護，環境更需要。因此，財產概念的公、私之辨才會變得如此重要，在各種環境與氣候危機迫近的此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