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權取徑保護環境簡評
以「人權」為取徑（一種方法、一種進程、一種工具）強化環境品質之提升是近來國際上認為可行的作法。主要原因在於「人權」是具體的權利基礎，有其國際與國內法律規範的意義，以人權為底蘊的環境訴求相較於「環境權」的駁雜與難題，是更明確而有效的。
在這股潮流下，台灣陸續將幾個「傳統的」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惟並未直接觸及環境（權）。但即便如此，關於各該國際人權公約的內容（包括議定書、委員會決議等）如何適用於台灣，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換言之，國際公約的內國法化雖然是台灣特有的一種「人權公約轉化機制」，但行政機關本身與國內法院對於已經「內國法化」的國際人權公約之適用依舊抱持謹慎拒絕與迴避的態度，而非逕自擁抱，歡喜援用。
究其原因，或許跟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本質衝突有關。
在相競的規範之中，國內法已有存在頗多挑戰，如果加上國際法，恐怕也會逾越行政官員與法官的能力，造成「法律體系應用」的混亂。畢竟國際法的承認、保留、批准、適用等，與國內法的解釋、論證、引用，差異頗大，儘管重要人權公約已經「內國法」化，但此內國法化的國際公約其詳細內容與操作規則並不一定明確，與內國立法產生之法律，在實際上其解釋與適用仍有不同，故行政機關與法官皆望而生畏，殆可想像。
人權公約如此，國際環境公約何獨不然？即使將國際環境公約「內國法化」，恐怕對於環境的成因、演變以及結果等之判斷，也迥異於國內法。到底國際環境公約要在何種法律體系下思考，以何種法律思維加以適用？公法或私法？或者混合法、交叉法？均難以確切說明。
準此，欲以人權作為環境保護之依據，並不如想像中簡單與容易。亦即，人權與環境之結合看似理所當然，卻並不一定可以產生人們所預想之效果。
以原始文本並無「環境權」明文之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為例，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以第6條的公平審判權、第8條的隱私與家庭權，加上議定書第1條的財產享有權，強化環境之保護。這是歐洲人權公約的「創新」，卻也屢屢成為實定法上的闕漏，而讓環境保護舉步維艱。
「環境」既是人們周遭的一切，固然可連結家庭、隱私、財產，但顯非僅此一端而已。且，如此的「間接關聯」雖可保障個人於一、二事例，卻亦突顯法律之於環境保護之有限性與侷限性。論者有以人權公約已甚「臃腫」，成效堪疑，如果在環境保護之適用上，竟須如此迂迴，恐非長久之計。人權公約或環境公約之「內國法」化（一般國家或許是直接參考國際立法，而在內國制訂相應法律），恐將更甚於歐洲人權公約之例，而無法產生有利之效果。有心之士雖不斷以各種環境危害為由，提出訴訟挑戰政府、企業或個人，過程緩慢而艱辛，雖有可被視為「基本伴隨」的權利之例，似非長久可行之正道。在公法與私法二元的台灣，這樣的環境保護還要更受「間接的間接」的司法審判之苦，根本「毫無公平」可言。環境保護之於人權，可謂邊緣之邊緣，每一次「勝利」，幾乎都是來自一種可稱之為「偶燃」的「意外」，難以預測，可說是前無古人，卻也同時是「後無來者」，政策既未改變，司法也未因此建立先例。
想像台灣因為國際上尚無國家地位，無法加入以國家為主體的多邊國際人權公約體系，但透過「國內法化」這樣的「轉譯」，是不是就可以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理想加以實踐？這樣被「國內法化」的國際人權公約體系，跟一部活生生的「國內人權法」之間，到底差別在哪裡？
英國1998年通過「人權法」（HRA），2002年生效，與我國的環境基本法是同一年的產物。英國通過此法，是為了將歐洲人權公約「帶回家」，也就是具體在英國實踐。在此之前，國際人權公約在英國內國法院一樣很少受到重視，只是在內國法律不清楚的時候作為補充解釋之用。而這也是在1950年通過歐洲人權公約之後的40年才開始適用到環境領域的原因所在。可以說，將「人權」涵攝到「環境」，在歐洲這樣的先進國家裡，也要經過數十年的演進，且仍在艱苦奮鬥中。
儘管如此，台灣為更好的保護環境，除了人權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路徑」可供選擇？看來一樣無法讓人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