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日專欄三

回顧新環境運動—2013-2020的一場思辨行旅

環境運動(Environmental movement)是什麼?

2013年是環品會剛滿30歲的而立之年，我們發出了上面這個疑問。

「環境運動是在人類的文明中，注入生態、自然的要素，甚至要將自然生態轉變成人類文明的主詞，而不是副詞或者裝飾詞的角色，讓自然、生態開始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過程，需要的不止是一時片刻的激情，而是另一次的文明再造，也就是從以人為至尊的思維，移轉到眾生平等，賦予自然、生態跟人至少一樣的地位。」

「在人類的文明裡，權利從來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以人的權利而言，從英國大憲章（1215）、美國獨立宣言（1776）、法國大革命（1789）到世界人權宣言（1948），國王的權力退位，但人民的權力（利）依舊需要爭取；美國是獨立了，但種族的歧見依舊甚深，有待化解；法國看似自由、平等、博愛，但恐怖統治曾讓人喪膽；聯合國成立了，但是戰爭從沒消失，人道組織依舊辛苦地冒險從事營救；」

「如果人權歷程經過數以百年計的時間，尚未有成；自然的、生態的文明哪裡能速成呢？三十年算什麼，三百年都不為過！！！」

這是我們對於環境運動的體會，有了這樣的認識後，從「環境運動」邁向「新環境運動」還缺一個重要的步驟，那就是「跑」！

救世要跑

2013年7月，5位跑者展開23天，1千公里環台路跑，傳達新環境運動的理念與決心。懷抱夢想，勇敢為環境付出己力。他們是徐國峰、劉品賢、施禹同、羅譽寅、莊茗傑，以雙腳，一步一步實現環台的夢想、宣示環境運動精神的勇者。

環境運動所遭遇的挫折何止萬千，但是要成為一個環境人需要具備哪種素養？要尊重土地倫理，具備生態智慧；要融入社群，視其他物種與人類平等；要順應自然，致力平衡自然與人類之衝突，守護環境；講起來容易，實踐、實現起來何其困難。此次環台路跑團隊給我們示範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奮戰精神，讓我們知道，只要肯付出、有準備、有決心，原本不可能的事情，還是有可能完成。

在夢想實現之前，過程的艱辛無以名狀。環境運動也是一樣。

「環境」需要什麼樣的「運動」?

回看環境運動歷史，會出現幾個時間、事件、人名。例如1863年，英國為了管制製造碳酸鈉時所產生的空氣汙染，而誕生的《鹼業法》，被認為是全世界第一部汙染管制法規；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指控因為過度使用DDT農藥，導致1950年到1962年之間，美國人體DDT含量多了三倍，進而影響1972年美國禁止使用DDT。本書常被認為是「現代環境運動」的開端；1970年4月22日美國發起第一次的「地球日」(earth day)活動，全美共有2000萬人參加，抗議環境無知(environmental ignorance)行為；在臺灣，1986年反杜邦事件也被認為是環境運動的起點。

環境運動雖是現代名詞，但起源可能更早，因為人類與環境要共存，對環境有意識，絕對不是只有現代才開始。從政治的角度，環境運動不只是抗爭，也是一項立法、一次科學倡議、或一個節日活動、法院判決。我們可以說：「所有用平等方式回應環境的行動」，都算是環境運動，而且不限於回應特定環境汙染問題。

例如林肯在1864年簽署立法，將優勝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和附近土地讓與加州政府保管，作為公眾使用、休閒與娛樂場所。我們很難想像在19世紀的美國，國土廣袤、人口密度低的條件下，出於什麼樣的考量，林肯總統會想到將一塊荒野地區維持它的原貌，世代傳承下去。

解釋林肯的做法，或許可以從美國著名思想家、法理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著作，《沒有神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God)中探知一二。本書旨在分析「當今憲法國家，對宗教自由的保障限於『有神論宗教』」的合理性。作者指出，宗教的要素之一是「對根本性的認識」(sense of fundamentality)，亦即認識到宇宙中有「他者」享有最終發言權。有神論者認為神有最終發言權，無神論者可能認為「活得恰當」是最根本的源頭。

作者認為，有一些具有「宗教性」的價值觀，也應該同樣受到與宗教同等保障。例如人生有與生俱來的意義/大自然有本質之美，這兩種信念對某些人來說享有人生抉擇的最終發言權，當然可以視為宗教性態度的範例。

這麼說來，環境運動可以說是一種文明再造運動。也是從社會契約到自然契約不可或缺的一個力量。

學習如何和環境和平共處，讓環境成為我們信仰與法律體系的一部分，這是一種社會文化的轉變，以科學為基礎，但更關注於價值觀的形成。

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的變化太過巨大，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在是價值觀重塑的時刻，已經無法一昧依賴傳統智慧，而是必須自己向內探索，探尋「對自然的信仰」，才能建構未來80億甚至100億人口與地球共存的方式。

建構新文化，我們需要環境教育。這項教育不絕對不是上對下的「指導」，而是透過不斷的「辯證」，一步步趨近於最適與地球相處的模式，人類也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環品會的下一個三十年，將持續努力推動「新環境運動」

這是2017年2月我們對自己的許諾。

當時寫下「隨著全球人口快速增長，過去把人和自然環境隔離的作法已經無法運行，而且顯得不切實際。找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才是永續發展的唯一道路。」的字句

在2020年4月疫情還看不到終點下的地球日前夕，這段話看起來特別有感觸: 原來所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人類自己不找，自然也會用它的方式請人類為其他萬物空出位置。

過去十多年間，環品會用不同形式嘗試尋找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案。我們認為，「新環境運動」就是培養國人環境思考能力的教育過程。

例如我們注意到「環境」是不同專業交錯的領域，思考環境問題不能單純專注在「自然環境」本身。於是我們在2014年創立臺灣環境教育對話平台(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ialogue)，邀請海洋、生態、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外交、人道、氣象、食物、科學、化學、都市規劃、健康、國會、企業社會責任等不同領域的研究、涉獵者，分享對環境的觀點。目的是希望從前所未見的角度看待環境議題。

然而，在跨領域結合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很多受邀對象一聽到「環境」二字，就以非熟悉領域為由打退堂鼓。也有一些講者雖然接受邀約，但演說內容仍然依循已知的知識，並未結合環境議題。由此可知，跨領域對話的內外在阻力不小，但正因如此才有更多努力與進步空間。

除了TEED之外，為了促進大專院校學生對於森林議題的思考，我們在2015年舉辦「臺灣森林大辯論」活動，設計題目包括:「國家森林資源的管理應該維持中央集權還是應該分權予地方或民間？」、「應使人工林發揮林木生產價值，抑或發揮自然保育價值？」、「加重刑罰是否可以強化森林治理？」等等臺灣森林經營的重大關鍵議題。透過辯論形式，在參賽同學心中種下環境思辯的種子。

氣候變遷也是本會長期關心的議題。由於二氧化碳的半衰期長達五十年，預計到本世紀末，溫室效應都將持續增強。氣候變遷的影響可能伴隨未來世代的一生，我們希望盡早激發兒童對氣候變遷的思考與認識。為此，環品會積極推動「氣候變遷巡迴列車」國小環境教育活動，引導小朋友思考:「能源/電力與氣候的關係」、「氣候變遷對於住在不同地區(山上、海邊、城市)的小朋友有什麼不同影響？」、「人口增長趨緩，為什麼電力需求越來越大？」、「排碳量越大的國家/企業/個人，是否應負擔越重的減碳責任？」等問題，藉此建構小朋友獨立思考環境議題的能力。

越是探索越發現在台灣有一個談論氣候變遷不可忽視的重要群體，就是原住民。原住民基本法裡有許多生命力，像是法律價值引導、扭轉環境不正義、帶來族人與環境利益、培養氣候意識及眼光等。而唯有越來越良善、健康的諮商同意制度被建立，所有的利害相關者，一起進行（氣候）價值改變，才會有更好的未來。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催化改變，本會自2017年開始，投入（原住民族）兒童權利與環境永續教育巡迴、培養未來世代的氣候眼光，2019年並與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法學會共同出版《氣候法彙編》。我們相信法律可以讓環境更好，從程序到實質，賦予原住民新的氣候地位，正是原住民的氣候契機所在。

在這個科技、知識、社會到環境都在快速劇烈變化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變得混亂。然而，正因為生存環境品質逐漸劣化，反而讓越來越多人看清楚那座矗立在渾沌之中的核心價值之塔，也就是「維護美好環境」的重要性。我們希望透過「新環境運動」，引導更多人共同思考「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之道。

從理念到制度—新環境運動的法律思考

台灣的工業化始於六十年代，但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一直到1982年才成立。這段期間到底台灣社會是怎樣認識環境、對待環境的？怎樣從「制度面」處理環境問題？就成為追溯台灣環境法起源的一個重要線索。

就結論而言，在環境方面，台灣社會恐怕迄今都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文化根源」。

以反核為例，八十年代一波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將反核的思想帶入台灣，對台灣剛興起、卻仍無能源匱乏辯論的氣候變遷問題拋諸腦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環境問題的單面性知識與運動偏好，非常有可能正是環境問題始終無能化解的根源之一。知識的偏狹，既產生了動能，卻也擠壓了知識的交叉論證餘地，限縮了決策的空間，反而可能是環境問題的根源。

以水資源的保護為例，發展幾十年的水資源治理，仍舊無法為台灣的水資源迎來符合世代正義的果實。治山未盡，治水無能；工業遍佈，都市規劃短視，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到現在都還是問題，水資源的治理之夢未成。

台灣的環境運動依附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使環境本身失去「主體性」，可能也是「意識無法深耕」的一個潛伏因素。台灣成為一座政治之島，最終結果是沒有自然、環境的靈魂，大概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從環境運動開始，什麼時候找到自己的根，什麼時候才有「環境世代」的可能，也才有「人類世的政治」的可能。必須透過新的、對於「環境運動」的反省，才有可能在環境上、政治上，翻轉過去邊緣化的命運，為未來找到幸福的根基。

人類世逼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而環境的未來是脫離不了與經濟的相互依存的。經濟是人類在地球上生存不可不依靠的，是形塑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未來，我們要認知任一環境問題，都同時是經濟問題；解決環境問題常要對應到相應的經濟判斷。環境必然會有民主與集權之辯。環境—經濟對應的問題，更見容於民主體制，還是反而會產生無效率、不合適的問題；金錢的寡頭與集體節制的欠缺，會不會是民主對此問題的終極解答？民主體制如果不能證明環境—經濟對應的解決方法，可能是民主體制的不足，亟須強化，而不是立即失望、絕望，而否定民主可能的自救與作為。

想像一個環境的未來：人類政治的翻轉，無法單靠既有的字彙，我們的文化、語言條件，甚至都還沒有辦法落實，比如中國人講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偶而有幾次對周遭環境的反省，終究都無濟於事，現在則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美國已經展示了成本效益的經濟本色，但環境依舊沒有辦法單純仰賴技術與市場，而萬物生存的固有價值，雖有哲學思考，卻尚未成為真實。隨著人的演化，環境的觀點也有內部衝突，沒有一次性的魔法可以解決所有環境問題，人類還需要另一次有效的軸心轉變，可能在民主，也可能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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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高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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