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報第97期:地球日特刊

地球日專欄一

在瘟疫中度過的地球日50周年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日是為人類找出路

1970年4月22日的美國,大約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二千萬人站出來支持環境運動,抵制污染。他們提出一個口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人類唯一的家,我們每個人都住在地球上,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階級、不分宗教、不分出身,都住在唯一的地球上。

這是地球日的誕生。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不但是事實,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事實。

為環境站出來的運動得到空前的迴響,但認真講起來,地球日所象徵的『環境』運動,發軔晚於美國建國整整將近2百年,如果不是當年美國的反戰浪潮,地球日運動能否快速成為國家的重要議程,恐怕仍在未定之天。

第一個地球日之後,美國環保署成立,防治空汙、水汙,保護瀕危物種的法律接續制訂,連同影響深遠的「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聯邦進行開發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也正式施行。國際上1972的斯德哥爾摩「人類與發展」會議破天荒舉行,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史無前例通過三個環境國際公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抗荒漠化公約,「環境」的光環宛如天邊的閃光,讓人不得不加以注視。

可以說,地球日啟迪人類的「環境魂」功不可沒,也帶來一波又一波的仿效。不過,時至今日,全球各類環境多邊與雙邊公約不知凡幾,但世界的環境問題依舊險峻,甚至因為累積久遠而破壞更烈,聯合國嘗試研擬「全球環境公約」(Global Pact for Environment)之努力也戛然而止,針對人為溫室效應而提的「巴黎協定」,是否能有效遏止全球增溫仍屬不明。

在地球日50周年前夕,破紀錄的野火、暴風雨、洪氾、高溫接踵而至。現在更有前所未見的新冠病毒肆虐,造成大量的死亡與失業。

厄運不只如此。

美國還出現一位始終不承認氣候變遷科學,竭力為石化產業開道的總統,這對地球日的起源國而言,真是一個不怎麼光彩的50周年註解。

確定要在瘟疫中度過50周年的地球日,原來設定的主題是「氣候行動」,結果卻是以反諷的新冠病毒做先鋒,而且效果驚人。

政客不分國界,對於新冠病毒的回應都是「錢」,都是「紓困」,而不是從根源思考。即使要「救經濟」,是不是也要重新考慮分配正義,以及產業、消費的新模式?

或許此刻在包括各國領導人在內的千千萬萬遭到「隔離」的人群中,更需要一種「建設性的獨處」,重新思索地球與人類的未來,讓滿佈的烏雲也有撥開見日的一天。

地球日的宗旨本來就是為人類生存找出路。

從今天的角度回溯,地球日可說是「地球意識」覺醒的象徵,理念上,為地球謀福祉就是為人類與萬物謀福祉,道理大家都懂,但方法已經不侷限於50年前,只(能)關注管線末端的「污染防治」而已,因為,關於源頭問題,人類當時知道的還太少。在地球日50周年的當下,我們已經清楚知道環境問題的解決要兼及問題根源的「前端治理」。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組織型態、法律體系、教育理念,要如何重新歸隊,將地球(或自然與環境之總稱)之承載與健康納入考量,是地球日不可忽視的目標。

回顧過去50年來的環境運動,充滿荊棘,卻能匍匐前進。地球日不再是「環境」的「單一」訴求,地球的問題從來都是系統的問題。地球日必須從外圍而中心,從與經濟、社會鼎足而立,到以環境覆蓋所有領域,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企業、家庭、個人,無一不注入環境因素,這個願景,才是地球日真正的挑戰,而我們距離達成還非常遙遠。

正所謂「改革尚未成功,人類仍須努力」。


新冠病毒、環境、自由

有人說,環境退化病毒就會出現。

疫情當下,談未來似乎很近,又很遠。不管遠近,都有點模糊。

說是人類自己自作孽,雖不中亦不遠矣。

如果地球的健康亮紅燈,人類真的不會受影響嗎?

如果窮人遭殃,富人真的可以免疫嗎?

地球的健康與所有人類唇齒相依。

新冠病毒、氣候系統、生物多樣性深深聯繫在一起,都跟人類迄今尚未覺醒、尊重與地球萬物及自然系統的依存有關。
根據估算,新的傳染疾病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來自動物(不管是野生或家畜)。

未來如果要避免遭受新病毒的傳染,決策者應該要有「地球(環境)覺醒」,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以「全觀」視野共同對待人類的健康與自然環境的健康。

生物多樣性正以史上僅見的速度消失,森林不再、棲地消失,野生動物更接近人類群聚之所在。狩獵與出售野生(瀕危)動物,只是更加提高傳染疾病傳播從動物轉移到人的風險。

根據研究,近來因為動物引起的疾病清單至少就有HIV/Ebola/Zika/Hendra/SARS/MERS/禽流感等。就像新冠病毒的前驅SARS,據傳是來自蝙蝠,藉由其他動物宿主,移轉到人類,很可能就來自動物交易市場。

中非出現的Ebola病毒是因為土地利用方法改變,影響氣候條件,導致蝙蝠及猩猩聚在食物來源集散地。而Hendra病毒則是因為果蝠棲地消失而都市化。

以上種種,充斥在世界各地。

更甚者,人為引發的氣候變遷讓一切變得更遭。光是棲地消失,氣候地區的轉變,就會讓野生動物移居到新的地方,跟其他以前未曾相處的物種互動,新的疾病也因此出現。新冠病毒只是人類與自然近距離接觸的最新傳染病毒之一。

伴隨著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速度以及相對高的致死率,這一切都跟環境的退化有關。

以世衛組織的優先疾病清單(WHO Register of Priority Diseases, Disease X)為例,有專家就曾在2018年示警,那時還不知道其名的、源自動物的病原體將會造成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就是Disease X。

都說人類的貪婪無以復加,新冠病毒猶如大自然反撲,從武漢爆發後快速傳染到世界各地,不僅死亡人數超過SARS,也打亂了各行業的分工方式、產品的生產節奏、以及旅行移動的自由。各國、各城紛紛以封城、隔離方式面對。然而,病毒的傳染也衝擊人性,恐懼、預警、天候、等待,只要人類不改變對大自然的強取豪奪,病毒隨時會反撲。

當全球陷入病毒的恐慌之際,一個矛盾暗自潛伏,到底我們是因為道德意識或良心招喚而願意戴口罩、居家檢疫、不出遊、不開工、不群聚?還是因為法律強制?尼采就曾深刻提醒我們,訴諸道德無異權力與規制的遂行。他認為,道德思維並非想要成為好人或快樂的人,而是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有意區隔,有點像乾淨與髒亂之別。我們不是一直被告知乾淨是好的,不洗手、不洗臉、不保持社交距離的,不但危險,而且自私。道德的制高點,包括乾淨與自私。但,相對於尼采的去道德化論點,康德則不這麼看。他認為人為了自保,就可能理性。如果每個人都瘋狂採購,那不是理性的,因為不可能每個人都(能)瘋狂採購。所以,有需要再買是理性的,而不是出於道德。

各國政府在新冠肺炎期間的種種作為,與其看作是基於公益,還不如看成是一種理性的行為,關於恐懼,既來自政府,也赦免於政府。


病毒是一時的,氣候變遷卻是長久的

在地球日50周年的時刻,新冠病毒儼然是當前最嚴峻的危機,國家的良善治理能力攸關民眾的生命與健康。不同的國家領導人面對新冠病毒的不同因應思維與作為,造成防疫效果的重大差異。在病毒的威脅下,國家可以立刻封城、鎖國,祭出鉅額補貼。同理,國家為了對抗氣候變遷,卻常見虛情假意的提出減量與調適政策,或置之不理。兩者相距豈只千里?

在新冠病毒的風暴裡,全面性的氣候行動,是否仍有可能?疫情過後的世界,是否更能群策群力聚焦對抗氣候變遷之衝擊?
人類的出路到底在哪裡?

如果將病毒比喻為氣候行動者,其效果是促使國家封城、鎖國,影響經濟、改變人際、衝擊社會關係等等,都在所不惜。那麼,國家為什麼不能為氣候危機採取作為?國家掌握功能強大無比的監測器以及無所不能的演算法,能用來為氣候行動做事嗎?與因為病毒而失去生命相比,多少人的生命與生計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代價又如何?

新冠病毒正在測試國家的反應。有經驗的國家吸取SARS的教訓,積極作為;有些未曾遭遇類似經驗的國家,甚至以進化論作為基礎,想要來個「佛系作法」,冀望群體免疫。病毒也同時測試新的、既存的不平等、不正義,暴露許多原本未被深究的深層問題。在治與不治之間,多數人會怎麼選擇?病毒是不是已經教會人類及其所屬的國家,如果不及早關注,放任一些「輕率」與「不作為」持續累積,終將成為極大之禍害?

各國為制止病毒蔓延,採取的措施是空前的,卻不一定是絕後的。但對於氣候變遷,相關行動卻是時有時無,可有可無,這是令人擔憂的。

到底新冠病毒教會我們什麼事?關於氣候變遷又有什麼「教訓」?新冠病毒已經造成經濟的立即蕭條。有人估計此次流行傳染所造成的航空停擺、工廠關閉以及能源需求大降,將減少全球碳排200兆萬噸。光是中國在疫情初期的第一個月,燃煤消費就降低了36%,石油煉解也下降了34%。這是經濟的「非計畫性消退」,這可是過去專家所深深期待的結果之一啊!也大大有益於未來世代!!這樣的「氣候榮景」會不會在疫情過後有所變化?或是很快就回贖了?這取決於人類是否從病毒的危害中覺醒,對於破壞人類全體生命與健康的病毒與氣候變遷是否有相同的決心,願意以一種隔離但不絕望的態度,自主卻不踰矩的行動,面對更不可測的未來?

對病人健康照護當然重要,但或許更重要的觀念轉變在於要有更多的資源(教育與投資)要放到問題的起源,亦即保護生物多樣性並穩定氣候系統。這樣才有助於第一時間避免疾病從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

新冠病毒引發的健康、社會、經濟衝擊像是一個響亮的警鐘,告訴決策者、經營者與一般人民,不要再破壞我們的自然環境,就像瑞秋卡森說的,對自然宣戰最終就是對我們自己宣戰。


氣候變遷與民主

新冠病毒也衝擊治理的模式,到底專制或民主更有因應的能力?氣候變遷也會面臨同樣的質問。

新冠病毒的出現,或許跟氣候變遷並無直接關聯,但是,毫無疑問,氣候變遷此刻已經對人類健康造成不利影響,而且是一種疊增的風險,加劇我們的脆弱性。

像新冠病毒引發的疾病,空汙也會來額外的風險。這個病毒會造成呼吸道的問題,跟SARS一樣,暴露在空汙下會惡化我們本來就脆弱的健康。空汙的微粒也是病原體傳播的媒介,將病毒與疾病傳播得更遠。

大家要記得,人類的健康繫於生態系統的健康,這樣的基本常識卻常不在決策者的考慮之列,為了能源、為了道路,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恣意砍伐樹木、清除土地、破壞山林。

如果想要抑制新的傳染病,只要立刻停止對自然環境的肆意開發與碳排,或許還有一絲希望。

在氣候變遷的應對上,民主必須被證明是有效的機制。

新冠病毒對民主的衝擊尚待審慎評估,影響卻非同小可。

民主,顧名思義就是一種「多數統治」,有別於一人之帝制,有時混淆著寡頭或少數專制,關鍵在於『多數』到底是算術?還是一種「話術」?搞清楚「多數」真義,在各個『民主國家』中才有不同的辨識,隨著歷史、文化、社會、經濟之發展,也會有所差異。

民主就是要破除「少數」,可能是專制的少數、精英統治的少數,當然一定反對集權於一身的單數君主、國王、準皇帝。多數統治是不是一定比少數統治好?不易比較,原因在於統治的方法與成效。一個直接的反射思考,那就是科技無所不能的時代,少數統治有利器,而多數統治不易操作。因此,多數統治也者,不在於真實的操作,而在於「符合多數利益」的價值建構與可行方法之創新。

氣候變遷是民主是否可行的最佳試金石。

當代政治不宜再用傳統的政治理論加以理解,民主制度的價值理念與相應設計更要隨之調整。如何為民主的開放概念注入新的「多數規則」,包括實質與程序的作為,就是「新政治」。核心概念是,真正的民主就是由人民作主。問題是,什麼是「人民作主」,就要細究。混亂是一回事,在混亂中,依舊有能力可以抵抗毀壞(敗),才是民主的真考驗。傳統政客獲取選票的過程,包括選舉的方式要改變;社會上有什麼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受教育、服兵役、納稅?聽起來好像只是破除愚昧、效忠國家(或人民自己)?扶持政府運作(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人民做事)?還可以增加什麼?比如,種樹可不可以成為國民的義務?還有什麼其他公民義務?對抗氣候變遷是不是民主的新價值?如果現行的民意代表或官吏無法實現這個新政治,那麼換由民眾輪流(但不選)擔任又何妨?只是這樣的「民意」要持續多久?可否變動政策?隨機選出的民意代表或官員,就像隨機選出的陪審員一樣,差別在於不是坐在法庭,而是真的在辦公,實踐民主的價值。重點在於這樣的公民要怎麼產生?是「每個公民」都可以?還是「特定的公民」?只是比民選的多一些隨機性?這樣的作法,在古代雅典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都曾經有過。重點是怎樣將權力從「少數」轉移到「多數」,只是方法要改變、要可行。

除了「數量」的因素以外,當代政治受到網路與通信科技之影響,已經強烈的分殊並影響世代之間的政治傾向,「深思」與「輕慮」之辯證,隱然成為政治上必須面對的問題。中間世代的「調和」能力減弱,使得中間世代的政治影響力成為史上最低。三明治政治的中間是空的,不飽滿了,這樣的民主不會是很好的民主。

政治不是一種專業,從選舉而來的一些技術(募款、媒體公關、社群營造、演講技能),都不一定可以增益政府的效能。

民主如此複雜,卻在過去被如此簡化,導致民主社會裡的多數群眾意志被所謂精英取代,甚至被視為烏合之眾,這在現代民主社會裡已經是毒藥思想。沒有宗教信仰的個人,為什麼會做出對的、正確的選擇?想要贏得尊重?或避免報應?原因不是因為法律強制或其他意志,而是出於自利或理性。對抗氣候變遷是新時代的最大理性,群體要做出合乎己利又理性的決定,這是地球日對氣候變遷的最大啟示。

民主的由來跟人的思想解放有莫大關係。沒有民主的思想,人權無法取得今日之地位,儘管未臻完善。民主之於西方猶如打破柏拉圖以來的「精英」傳統,精英存在各式各樣的「權力結構」之中,行政、司法尤甚。從相信少數慢慢到相信多數、信賴多數,並以此為人類治理的理想狀態,相對於專制、帝制、極權或寡頭、軍頭。沒有人權的底蘊,民主的內核會是空洞的;沒有民主的機制,人權是不可求的;民主的細節在每個攸關人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上,只是人類專注於自己太久,「立法智能與技術」太低,從少數立法者轉移到眾人之上,效果會更好?還是更差?尚難逆料。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早就洞見個人之判斷或可能劣於法官(智者),但個人之總和的判斷,可能就會超越法官甚多,至少不會低於法官之判斷。或許這樣的前瞻正是西方民主的思想根柢:民主是相信眾人的,除了投票之外,更要落實在立法之中(或其他權力之行使)。

幾百年來,精英階層嚇死了暴力的群眾,失去理性的掠奪,所以,民主也者,是一種不可言喻的「排斥群眾」之精英民主,而現代民主,就是要改變這樣的「精英格局」,方向是對的,幾百年的概念迷障如今要開始打破了。從這個角度看,柏拉圖之精英思想對現代民主而言,就是一個反思的對象,亟須改變。

民主竟然有個荒謬的矛盾:既要會多數利益創造合適的政治制度,又在基本假設上完全排斥多數可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多數,那被隱匿的、誤解的、定性的多數,竟然是一群魯莽、非理性、無能做出正確選擇的公民,這樣的民主理論與實踐合理嗎?新的科技與觀念,甚至對於環境思想的改變,會對當代民主帶來巨大的衝擊。

談到氣候變遷的政策,如何在多數人之間,在民主的框架下,形成有利於現在與未來的決定?我們一般討厭的都市醜陋建築,什麼時候徵詢過我們的意見?為什麼在這裡、在那裡的那一棟建物長這個樣子?怎麼這麼醜?我們愈來愈在乎的周遭環境怎麼樹這麼少?跟市民這麼息息相關的視覺美感,距離民主多麼遙遠?為什麼科學指出石化燃料與排碳的關聯,但決策者還要為其綁架而輕忽人民的生命、財產與健康?民主什麼時候變成跟周遭生活距離這麼遙遠?如果不敢相信多數,在網路時代還要擔心多數是被假消息矇騙的,那要怎麼選出「代表」?如果一定要的話。民主,尤其是現代網路、資訊科技普及化的時代,成年公眾一般是可以分享政治權力的,唯有如此才是「平等原則」的落實,但是,沒有考慮兒童的權利與意見,甚至沒有根深蒂固的未來世代的觀念,這樣的代內平等還是不足以實現「代際平等」。我們的政治職務一般都沒有「訓練期」,就是假設透過選舉「即可」擔綱一些政治職務,反而是公務員要經過考試及格,以確保對國家之忠誠以及專業之能力。這樣的民主在決定與開始參與之間,必然還是兼顧多數人民的價值與利益,在議程設定與決策上必須容有公眾代表的更多餘地。

氣候變遷應該是民主時代的「我們」的共識。這個「我們」,現在有更多未滿十八歲的「兒童」參與其中。他們不需要什麼程序選舉出來,他們基於一種相信科學,相信自主,相信政治的價值在於保障人民的生存與健康,他們在民主體制下走上街頭,勇於表達,這些作為是新政治不可忽視的力量。這群氣候行動少年,展示了一種可能性,亦即除了投票的那群人、在那一刻投下票之外,還有一種一樣在民主體制下(更)值得重視與採納的聲音,值得成為「我們共有的認同」。這是地球日50周年最值得珍視的力量,也是未來希望之所繫。
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高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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