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報第59期:巴黎協定生效,行動就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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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暖化再向前邁進一步: 強力溫室氣體—氫氟碳化物(HFCs) 將逐步淘汰

10月15日,即將屆滿30歲的《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有了新進展。在非洲盧安達的首都吉佳利(Kigali),近200個《蒙特婁議定書》會員國通過一項新修正案--《吉佳利協定》(Kigali deal),將逐年減少使用殺手級的溫室氣體「氫氟碳化物」(HFCs),以對抗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危機。

氫氟碳化物在20世紀80年代被當作臭氧層殺手--氟氯碳化物(CFCs)的替代品,用於製造冷媒。根據美國能源部隸屬之柏克利實驗室的統計,到2050年全球將新增16億組空調運轉,產生的氟化氣體(HFC gas)對氣候升溫造成顯著影響。氫氟碳化物除了用於冷媒,也用於滅火器、絕緣發泡物、空氣清淨機以及數據中心的冷卻系統。

1987年通過的《蒙特婁議定書》,是專門為了淘汰氟氯碳化物等破壞臭氧層的氣體而成立。氫氟碳化物雖然不會破壞臭氧層,但卻是強力的溫室氣體,《吉佳利協定》正式將《蒙特婁議定書》的規範對象擴展到氫氟碳化物。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表示在對抗氣候變遷的大戰中,全球達成限制氫氟碳化物的共識將是「monumental step forward 」(巨大的進展),將使全球升溫減少0.5度;美國總統歐巴馬也表示,蒙特婁議定書的修正案,加上不久前剛跨越巴黎協定生效的國家與所佔排放數量門檻,以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通過國際航空減排協議,這些重要事件均表示:外交雖然不容易,但是我們可以共同合作,留給孩子一個更安全、更繁榮、更自由的星球,就如同祖先留給我們的一樣。


美國國務卿凱瑞於會場極力鼓吹通過吉佳利協定 (Photo Credit: BBC)

過去數十年由於中國、印度等高人口國家的崛起,家戶、辦公室、車輛中廣泛安裝冷氣,使全球氫氟碳化物氣體的排放量遽增,而氫氟碳化物對氣候的破壞程度是二氧化碳的數千倍,科學家認為如不減少氫氟碳化物排放量,去年巴黎協定訂下的控制升溫1.5~2度內的目標,將無法達成。

吉佳利協定的共識是從2019年起逐步減少氫氟碳化物使用量。由已開發國家率先採取行動,包括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者--美國,目標是淘汰90%的氫氟碳化物。此外,超過100個開發中國家,包括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源中國,也將於2024年開始採取行動,印度和巴基斯坦則爭取更長的緩衝,從2028年開始行動。

這項協商結論反映了各國發展水平不同,因為幾乎所有的氫氟碳化合物都是由一些大型西方化學公司生產的,用於在富裕國家生產和銷售的空調機組和冷卻系統,因此已開發國家政府對一個單一的全球產業施加壓力相對容易。氫氟碳化物的替代品如碳氫化合物,氨和二氧化碳,相對取得容易且安全。

新協定對富國的影響不大,例如歐盟已經開始逐步淘汰氫氟碳化合物,自2011年以來禁止其在汽車中使用。許多全球性食品和飲料公司,包括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和聯合利華,也已經開始用天然製冷劑替代HFCs氣體,這些製冷劑更節能,並可以節省資金。

新協定受到許多化學和製造公司的歡迎,因為可以提高綠色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擺脫與貧窮國家品牌的低價競爭。但是反觀印度,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依靠舊的製冷和冷卻技術,現在必須投資於研發,升級或更換工廠和設備。

針對新通過的協定,我國環保署表示,氫氟碳化物是舊型冷媒,A段班國家已經承諾會開始逐漸減少使用,表示他們已經尋找到替代產品,過去台灣對於這些標準,都跟著先進國家走,像是冰箱或滅火器的使用,也已經比照先進國家標準。現階段已針對國內氫氟碳化物相關產業,例如積體電路或半導體、冷凍及空調、滅火藥劑生產等排放量進行統計,但有部分進口資訊尚未掌握,後續將協調經濟部、財政部等相關部會,盤點並掌握我國進口氫氟碳化物使用或排放情形,為後續管制工作預作準備。

看來我國還需要加緊直追,要不然又要遠遠落後於國際的現實了。


《蒙特婁議定書》新修正案,吉佳利協定獲得通過(Photo Credit: AFP)

民主是否會成為對抗氣候變遷的絆腳石?

在195國支持下,巴黎協定於去年12月12日風光通過,今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5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氣候協定,菲律賓也在簽署國家之列。前總統艾奎諾政府曾向聯合國承諾,如果菲律賓能獲得已開發國家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得以改採環保技術,二○三○年菲律賓要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到二○○○年的30%。

但是5月9日才上任的新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卻對巴黎協定不買單,大動作否認前朝的減碳承諾,直指減碳目標是「瘋狂」的。

杜特蒂「翻臉不認人」的做法,讓人擔心是不是有更多國家會群起效尤?更嚴重的是,民主制度是不是會成為拒絕採取氣候行動的藉口?尤其在開發中的民主國家?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William Nordhaus曾主張 ,即便已經存在低成本、且有效的低碳轉型工具—碳排放稅,可以在不造成重大經濟混亂的情況下將化石燃料引導到更便宜的太陽能與風能,但是大部份的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去執行。

以美國為例,來自國內大型能源公司、反增稅團體、氣候變遷否認論者的政治壓力,迫使許多國會議員選擇「次優」的政策工具,例如用間接方式課碳稅,或是獎勵風力、太陽能發電,但這些做法的效果並不顯著。

環境倫理學家Dale Jamieson同樣質疑民主是否能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他指出民主政府有維持利益團體獲利現狀的傾向。科學家James Lovelock也悲觀認為,人是受慣性驅動的動物,除非有重大災難性事件,最好的民主政府所能做的只有「適應」氣候變遷,如築堤防止海水倒灌。他甚至認為防止氣候變遷需要做出許多艱難決定,在這方面威權政府會做得比民主政府更好。

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民主與拯救地球之間做選擇?從一些對全球國家環境永續發展程度的報告可以看出,事實並非如此,民主國家對於保護環境的貢獻仍然是瑕不掩瑜。

兩組數據可以幫助我們確認民主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分別是經濟學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2015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 2015)與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的「能源三元悖論指數」(Energy Trilemma Index)。

民主指數將167國分為四大類:充分民主、缺陷民主、混合政體、獨裁政體,民主最佳國為挪威,最差國為北韓。其中台灣名列31名,和南韓、日本同屬於缺陷民主國家。

能源三元悖論指數將130國在三個關鍵能源措施的表現排名:能源安全(可靠的能源供應)、能源平等(國內能源價格)、環境永續(國家能源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情形),能源措施最佳國為瑞士,最差國為南非,台灣排名30(因為能源九成以上進口,所以能源安全排名54,環境永續方面因為大量依賴化石燃料,加上被其他國家超越,所以名次從2013年的59名掉到96名,至於能源平等是台灣表現最好的項目,排名12名,台灣靠這一項拉高總排名)。

在民主指標中,被EIU列為民主國家者,在能源永續指標上的平均排名是34.2名,相較之下,被列為獨裁政權國家的平均排名只有85.6名。但在民主國家中有三國表現極差,分別是加拿大(71名)、美國(95名)與澳洲(110名)。

另外在能源悖論指數指出,能源安全、能源平等與環境永續三者之間難以兼顧,例如以能源平等為優先考量的國家容易以犧牲能源安全以及環境永續的方式,進口低價的化石燃料,直到發展出低廉的綠色能源 (例如台灣) 。

兩者搭配來看發現,民主國家相較於威權國家,在環境永續的優先性傾向高於能源安全與能源平等。這和一般直覺中,民主國家會為了討好選民而降低電價相違背。這是因為訊息流通自由是民主國家的最大優勢之一,透明的資訊讓選民更能了解氣候變遷的影響,並促使政治家對氣候變遷採取具體行動。

即便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永續留校察看」國,民主也逐漸督促省、州、市層級政府承擔更大的減碳責任。例如加拿大哥倫比亞省已經徵收碳稅、美國加州正發起碳交易計畫、澳洲墨爾本設定在2020年零排放的目標。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民主不會因為氣候變遷而走回頭路,上述以已開發的民主國家作為調查對象,或許存在歷史性的發展條件,不能等同於開發中的民主國家的氣候表現。

我們寧願相信現在的民主制度對於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的處理能力確實有待加強,這將是全球民主國家未來最大的挑戰!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曾表示不願積極進行減碳 (Photo Credit: 青年日報)
發行人:謝英士主編:鄭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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